和珅除了善於理財之外，還是一個出色的民族事務家和翻譯家，他從小就精通漢、滿、蒙、藏四種語言，這為他圓滿處理各民族事務提供了方便。
整個清朝時期同國內各少數民族以及周邊國家的交往都非常頻繁，國家對外交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加大。而中國傳統的教育對這方面人才的培養，無疑存在著一定的欠缺。和珅憑藉著他的語言優勢脫穎而出，成為乾隆時期最為出色的民族事務家。
西藏自唐朝文成公主嫁給吐蕃首領松贊干布後，就一直同中央政府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西藏地區佛教鼎盛，藏民都信奉佛教的分支喇嘛教，宗教領袖同時也是西藏的政治領袖。明朝萬曆年間，喇嘛教領袖索南嘉措被尊為達賴喇嘛，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第一位西藏本土的首領。雍正年間，西藏內部為爭奪統治權的鬥爭而出現了兩個達賴六世，準噶爾部的頭目策旺阿拉布坦趁機攻入拉薩，囚禁了達賴六世。清政府派兵前往救援，經過一系列征伐，驅逐了準噶爾兵，重新擁立青海所立的達賴六世登上寶座，舉行了隆重的寶床大典。從此，西藏在清政府的管理下，安定了下來。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西藏六世班禪飛馬急送一封書信給朝廷。信是用藏文寫成的，朝中無人能識。和珅趁機向乾隆表明自己的能力，他拿起書信朗聲唸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薩大皇帝豢養之恩，不勝盡數，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無以極稱，雖然每日祝禱文殊菩薩大皇帝金蓮座億萬年牢固，並讓眾喇嘛等誦經祈禱，但仍時時企望覲見文殊菩薩大皇帝。庚子年為大皇帝七旬萬萬壽，欲往稱祝，特致書大皇帝膝前，以達敝意。」讀罷，垂手肅立一旁，舉目四望，心中不免得意洋洋。
乾隆向來喜歡這種場面上的事，聽罷更是歡喜非常。於是命和珅擬詔，和珅用滿、藏、漢三種文字擬定了詔書。詔書中說：「昔據章加呼圖克圖奏稱：『班禪額爾德尼因庚子年為大皇帝七十萬壽，欲來稱祝』，朕本欲見班禪額爾德尼，因道路遙遠，或身子尚生，不便令活佛遠涉。今活佛親自修書，致達尊願，實屬吉祥之事，特允所請，是年朕萬壽月，即馳熱河，外藩畢集，班禪額爾德尼及若於彼時到熱河，最為便宜。」
另外，乾隆為了顯示自己對班禪此行的重視，同時也為了展現大清帝國的強大，特命在熱河為班禪擇地建廟。乾隆之所以這麼安排，是因為早在康熙年間，五世達賴進京陛見的時候，康熙就曾在熱河特意為他建造黃寺，以供停駐下榻之用。所以乾隆此舉也是遵循先例。
和珅這一次表現得極為出色，乾隆就把為班禪建造廟宇的事交給他全權處理。自康熙年間五世達賴進京面聖之後，還沒有哪一位西藏的領袖走出過雪域高原。這次六世班禪進京，乾隆自然極為重視，所以為班禪建造的廟宇一定要富麗堂皇，體現出皇恩浩蕩。和珅知道這件事有關國體，不敢絲毫懈怠。於是他親往熱河，勘測地形，反覆修改圖紙，並特意強調體現出西藏本地特色。
不久，和珅就把設計好的圖樣呈進到北京，請乾隆御覽，乾隆大悅，命加緊督造。廟按原有名稱稱為「須彌福壽之廟」。在普陀東乘三廟東側建造，計劃共佔地三萬七千九百平方米。整個建築建造在山麓之上，寺院由前中後三個部分組成，前部建有碑亭，後部建琉璃萬壽塔，依循山勢，逐次升高，廟的前部建築由五孔石橋、石獅子、山門、碑亭、琉璃牌坊組成。周圍建有圍牆環繞，左右建有東西掖門，上面按照中式宮城的格局建有樓台。整座廟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紅台與東紅台、吉祥法喜殿相毗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給人一種輝煌莊嚴之感。
為了支持這一建築盡早完工，乾隆告訴和珅，一切財力、人力悉聽他調用。不到一年，「須彌福壽之廟」建成開光，和珅因督造有功而獲得封賞。
通過這件事，和珅展示出了他出色的語言天賦和處理對外事務的能力，被乾隆任命為理藩院尚書，管理蒙、疆、藏事務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理藩院首長尚書歷來由滿族王公擔任，實際地位高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首長。和珅擔當此職後，多次幫助乾隆帝處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問題，深受乾隆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