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認為，自己在乾隆身上進行了巨大的感情投資，已然取得旁人難以獲得的信任，自己和乾隆已經在一條船上，也算是找到了終身的靠山，若靠山不在了，自己也會隨之完蛋。於是，他總是盡一切努力使乾隆仍然大權在握，從而保全自己。
《大清會典事例》中也有記載：「（乾隆）踐祚之初，即焚香默禱上天，若蒙眷佑俾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紀元六十載之數。」乾隆自己也多次表示：「回憶踐祚之初元，曾默吁上蒼，若紀年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皇祖以次增載，今敬迓洪厘，幸符初願，朕康強逢吉，九旬望衷，五代同堂，積慶延祺。」至於這樣做的原因，他也曾明確提到：「昔皇祖御極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壽躋八十有五，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為了使誓言得到兌現，這是乾隆要禪位的原因之一。另外，乾隆自覺在位六十年，各項事業都有所進展和成就，功績卓著，也算是對得起其祖宗和天下百姓了。所以他餘年就想實行訓政，過上一段當太上皇的生活。
太上皇是中國歷史上早就有的一種制度，因歷史上的太上皇其境遇有天壤之別而讓乾隆顧慮重重。於是把準備讓出皇位、歸政於子的消息最先告訴了和珅。乾隆退位之事對於和珅來說，事關重大。於是他開始發揮其巧言善辯的才能，企圖讓乾隆回心轉意，至少要保留權力。
和珅為什麼對乾隆禪位十分敏感呢？因為對和珅來說，失了乾隆這個大靠山，而新帝又不信任自己的話，自己的萬貫家財、權傾朝野豈不是要付諸東流，官位、前途也不再明朗。因此，和珅本意極不願乾隆退位，可是這會涉嫌妄議國事。於是，和珅忙上書一本：吾皇萬歲，內禪大禮，合乎仁義，昭乎日月，前史之中雖多有所聞，然未見有多少榮譽，惟堯禪位於舜，舜禪位於禹，方算是千古盛典，但考究堯傳舜之時，在位七十三載，帝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三十餘載方行禪位之禮，當今我主，精神瞿鑠，威風不減，定壽比堯舜，如此一二十載之後，再傳位太子，也不為遲，況且四海之內，視萬歲如父母，人心齊仰，如日昭昭，皇上御宇一日，四海即仁被一日，百姓感恩一日，奴才等近沐恩慈，尤願皇上永護。
和珅本來就是乾隆肚子裡的蛔蟲，知道乾隆怕放權後自身難保，所以才猶豫不決。他的這番話正中乾隆要害，不能不讓乾隆想起歷史上的幾位太上皇的經歷：唐太祖李淵被迫傳位李世民，之後被軟禁；唐肅宗在靈武即位後，玄宗又不得不做太上皇；宋朝時，金兵南下，宋徽宗不得已才傳位於太子。歷史上的朝廷就是個爭權奪利的名利場，權勢的誘惑可以讓任何一個人的心靈扭曲，所以禪位移交權力的下場可想而知。和珅這些話說得非常圓滿，是希望乾隆以此為鑒，知難而退，但又說得毫不刺耳，讓人聽來還覺得他想得周到。最後，又說不僅是自己希望皇上不要退位，天下的百姓也都深感聖恩，乾隆繼續在位是順乎天意合乎民心之舉。
和珅的這番話深深地觸動了乾隆的虛榮心。於是，乾隆決定讓位不放權，做一個真正的太上皇帝。他還在樂壽堂前門內自撰並親筆書寫了一副對聯：「樂在人和，肯寄高閒規宋殿；壽同民慶，為申尊養托潘園。」自比宋高宗和明代官僚潘恩。不僅如此，他還倣傚宋高宗的德壽宮起居注，乾隆決定也要做太上皇起居注。而且決定新皇帝登位後，朝廷上用嘉慶的年號，內廷依然用乾隆的年號，也就是說，宮裡是存在乾隆六十一年的說法的。
和珅利用乾隆有心繼續秉持朝政的心理，輕易保住了自己的權勢，並且繼續把持權柄，地位沒有絲毫的動搖。和珅想在太上皇歸天之前把自己和新皇帝嘉慶的關係搞好，以期達到順利交接的目的。所以他盡可能向新皇帝獻媚取寵，希望成為兩朝的股肱之臣。他想，有乾隆這個依靠，加上自己善於揣摩上意，應該不成問題，和珅計議已定，心裡不免美滋滋地暢想自己的光明前程。
一切安排妥當，乾隆於六十年（一七九五年）九月初三日發佈上諭，將他要做太上皇的來龍去脈、內禪的步驟和訓政的意圖一併表達出來，表明只是把皇位讓出來，但決不交出實權。他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權威的太上皇。與此同時，他還通過和珅發佈上諭：「明年降旨歸政之後，凡內廷人等俱稱上萬萬歲。」他的諭旨應稱為「敕旨」。
有名無實的嘉慶帝登基了，但正如乾隆所說，他自己並未頤養天年，而是孜孜訓政，毫不倦怠。乾隆雖然表面上是禪位給嘉慶，但實際上是更進一步的專制了。他說：「歸政後，迅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凡事無鉅細，嗣皇帝仍要向他奏報，由他來裁決並下達指令。並規定：「凡有善奏事件，俱著書太上皇帝，其奏對著稱太上皇」。太上皇帝並沒有到寧壽宮居住，而是依然住在養心殿中，他仍一如往日自稱為「朕」。嘉慶的權力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其沒有行政權，沒有用人權，更不能單獨接見外藩和貢使，確實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兒皇帝」。
和珅見嘉慶對乾隆百依百順，自己的大靠山乾隆仍然勤政，並把一些重要事務交由自己辦理，心中不免更加得意，同時也對自己佩服有加——這個靠山可是沒選錯！和珅的部分目的還是達到了，也就是他的「後台」乾隆仍是大權在握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