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能夠長期受到乾隆帝的欣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和珅做事圓通靈活，具有大局意識。
作為一個政治家，面臨重大事件的概率當然高，而如何處理、處理得如何自然就關乎能力問題了。出現的這些問題一大部分是非常複雜的，很難用簡單的是與非對其進行劃分。此時就需要決策者有大局意識，能夠從大的方面著眼看待某一具體問題，抓住事物本身的內在矛盾，提綱挈領，盡快作出判斷並果斷出台相應決策。如果糾纏於細節，只會影響事情的處理過程。有些急需處理的事情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萬不可生搬硬套。也就是說，做事一定要圓通靈活，具有全局意識，而且能夠做到靈活應變。
乾隆帝在用人問題上就特別注意這一點，從來不從一時一事去考察一個人，而是從處理問題的方法和手腕上來考量他是否適合某一職位。乾隆朝有許多著名的文學之士和學術名流，如王昶、盧文、王鳴盛、錢大昕、余蕭客、翁方綱、陸錫熊、余集、邵晉涵、桂馥、孫星衍、王念孫、段玉裁、朱筠、姚鼐、彭元瑞、竇光鼐等人，都始終沒有獲得重用，原因是乾隆對文人的政治才幹心存疑慮，或者從內心就不相信他們在政治上能有大的作為。
最著名的就是一代文學大家紀曉嵐，曾具體負責《四庫全書》的總體編纂事務，成就了乾隆帝的「文治之盛」，是乾隆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顧問。就是這樣一個受眾人景仰和皇帝倚重的人，在數十年的仕途發展上，卻始終不盡如人意。在乾隆帝眼中，紀曉嵐雖滿腹經綸，但畢竟只是一個學者型人才，這類人缺乏經世之才，往往糾纏於事務的具體細節而沒有大局觀，故不可委以大任。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四月，紀曉嵐循例遷貴州都勻知府時，乾隆帝以「用非所長」為由將其留在京師，並授予四品銜留為左庶子。當時乾隆帝的理由還是非常光明正大的：「劇任恐掩佳才」。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四月，員外郎海升毆死妻子吳雅氏。當時紀曉嵐任左都御史，他因失察案情而遭到乾隆帝呵斥，乾隆帝話說得非常難聽而刻薄：「其派出之紀昀，本係無用腐儒，原不足具數」，態度非常的不屑。正因如此，紀曉嵐此後一直混跡於禮部、兵部、都察院，未曾進入到事務性較強、地位較高的吏部、戶部、刑部、工部等衙門任職，更別提大學士等職務了。
和珅則不同，他做事圓通靈活，雖屬於讀書人其行事卻不受約束，做事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皆以達到目的為宗旨，政務能力很強。這一點不僅表現在日常事務的處理上，更表現在對李侍堯等地方大員貪污案件的處理上。乾隆中期的一系列大案的出現，原因多種多樣，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因都是俸祿太少，而應酬卻大幅增加，所以往往不夠用。清朝制度中，官居一品的大學士的年薪也只有一百八十兩白銀左右，比苛刻的明王朝還要少，難保他們不貪污。所以這項制度實施之初就有人提出異議：「祿薄則廉者不能自潤，而貪者以削小民；秩卑則高才無用表見，而污者苟且流竟以矜僥倖，安望其養廉恥、建功名乎？」雖然有官員建議增加俸祿，以剎住貪墨之風，可惜，康熙還是強行推行開來。
康熙時期，官員們既要來往應酬，俸祿又少，所以貪污之風一直都非常盛行。正是鑒於此種情況，雍正對固有薪給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給地方官員增加了養廉銀。所謂的養廉銀就是從各省布政司庫的耗羨銀中抽出絕大部分，按官級和政務的繁簡程度等分配給各級地方官，作為他們的私人生活和衙門公務的開支。實行這一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止住當時上級衙門對下屬的苛取勒索以及州縣官對民間的私徵加派，從而緩和社會矛盾。而其實質則是將「灰色收入」透明化。
雖然朝廷不再追究，但是官員得到的銀兩實際上是減少了。就拿河南巡撫衙門來說，原有各項規例銀不下二十萬兩，養廉銀制度推行後的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只剩下二點八九萬餘兩，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更是減少到二萬兩。到了乾隆時期，乾隆帝對養廉銀額加以調劑，削減督撫養廉，此時，河南巡撫的相關款項只剩下一點二萬兩。這樣一來，養廉銀就徒有虛名，官員的開銷只好靠向下級攤派或橫徵暴斂維持，以致「養廉者其名，而養不廉者其實也」。
這還不算，地方上的各級官員還要負擔每年向朝廷的進貢以及地方上的臨時之需，官員當然不能自己創造財富，所以這些負擔最終都落在了百姓的頭上，或者挪用公款。在此過程中，地方官員還不忘撈取好處。這樣一來，難免吏治腐敗、貪污盛行，地方財政其實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糧。所以李侍堯貪污行為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乾隆帝對李侍堯案的出現原因當然是一清二楚，所以，在處理李侍堯貪污問題上內心是非常矛盾的——既要嚴肅處置李侍堯的貪污行為，以達警示其餘官員的目的，懲治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又要對這個年年向自己進貢的人網開一面，以免堵了自己的財路。和珅向來善於揣測皇上的心思，可以說對乾隆帝的心思掌握得十分明了。乾隆命他去辦理此案，估計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和珅十分清楚這其中的利害關係，雖然乾隆有心放過李侍堯，但和珅也要把場面做足，免得讓人抓住把柄。所以他在努力將李侍堯案件搞清楚的同時，並沒有嚴格按照大清律的規定將李侍堯即行斬立決，而是提出了處以斬監候的處罰建議。雖然很多大臣對此表示不滿，但他仍堅持斬監候的處理意見，給乾隆帝留下了靈活掌握的空間，而最終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
和珅為了不讓乾隆帝過於難看，從而影響到全國的官場大變動，於是很好地控制了局面，正是和珅這件事辦得令乾隆非常舒服，所以和珅此後才日益受到乾隆的專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