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飯廳，飯剛擺好。飯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飯，因為太貴。菜只三盤，二大一小，大盤一盤是素燒白菜豆腐、一盤炒蛋，小盤是醬瓜。和尚請康有為入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人坐在這種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種坐法。飯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燙的紅漆桌，簡單而乾淨。正面牆上掛著一幅橫幅，上面寫著：
西漢有臣龔勝卒，
閉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飢渴，
求死不死更無術。
精神時與天往來，
不知飲食為何物。
若非功行積未成，
便是業債償未畢——
是謝枋得的絕命詩。把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遺詩，這樣掛在食堂裏，倒是一種含意深遠的對比。
和尚等康有為看完牆上的橫幅後，請康有為用飯：
「剛才有言在先，不為康先生特別準備，我們吃什麼，康先生就吃什麼，請用飯吧。在世俗標準，絕不好意思拿這樣菲薄的菜請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覺得失禮。」
「法師是真人。」
三個人就吃起來。和尚沒吃以前，把蛋分做雙份，說：「蛋由康先生和普淨合吃，我不吃蛋。剛才康先生看的橫幅，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康先生是行家，這字寫得怎麼樣？」
康有為看都沒再看一眼，隨便答道：「字是寫得不錯，寫了一手好趙字，只可惜用趙孟頫的字體，寫謝枋得的絕命詩，未免太不相稱了。」
「這——我一時想不起來為什麼？」
「他們是同時候的人哪！趙孟頫投降了元朝，謝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謝枋得死而有知，發現他的絕命詩竟是趙體字，不是太可笑了嗎？」
「啊！康先生說得是。我們淺學，都看不出來，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為笑著，有一點自得的神色。和尚問：
「為什麼一百年前這位和尚寫了這手趙體字呢？這有什麼道理嗎？」
「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時候，乾隆皇帝喜歡趙體字啊！所以流行趙體。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親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歡董其昌，所以當時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這是中國的特色。這也說明了，中國的許多事情，要辦，都得從上面來。」
「像乾隆皇帝喜歡趙孟頫的字，喜歡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顯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漢人眼裏是胡人。趙孟頫不但是漢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統治中國，有這麼一個人來捧場，當然是很好的號召。乾隆皇帝是滿洲人，在漢人眼裏也是胡人，他當然也會援例利用趙孟頫，何況他真的喜歡趙孟頫的字呢。」
「那麼趙孟頫是漢奸了？」
「奸不奸的問題要看用那一種標準，如果用的是漢滿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國人的標準，對中國人自己的種族來說，並無所謂奸。並且，忠奸問題也並不像表面上那麼簡單、那麼黑白立刻分明。在一個人閱歷較多一點以後，他有時難免會發現，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壞等等，並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同時對立的情況，往往並不如想像中那樣明顯，對立的雙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尷尬場面發生。中國正史中，從宋朝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開始，有所謂『奸臣』傳，後來的正史，像《宋史》、《遼史》、《元史》、《明史》，紛紛援例，於是忠奸之分，在歷史上和觀念上，也就愈發顯明。正史以外，中國的小說戲劇，對忠奸的判決，影響極大。尤其在戲劇裏，為了幫助觀眾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紅臉』和『粉白臉』，也就應運而生。忠肝義膽的自然是勾紅臉，如關公；權奸誤國的自然是勾粉白臉，如曹操，這種分法俐落，固然給了觀眾不少方便，於施展愛憎之間，少掉了不少麻煩。但是一旦分錯了，就對不起人了。試看《宋史》『奸臣』傳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趙嗣！而該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彌遠，卻又逍遙於『奸臣』傳之外！由此可見，忠奸問題，並不像書上和民間傳說上所說那麼簡單。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並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還屬容易翻案的。像馮道，就複雜得多了。馮道在五代亂世裏，他不斤斤於狹義的忠奸觀念上，不管是那朝那代、不管是誰做皇帝，只要有利於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時候，唐質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認為當然是純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為例，反駁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賢者伊尹在商湯、夏桀間遊走，目的不在對誰忠、對誰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這種行為，『如諸佛菩薩行』，簡直和佛和菩薩一樣偉大呢！例如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傑，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詞、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雖然對馮道殊乏好評，但也不得不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馮道能夠以：『一言之善』，從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萬萬中國百姓，這比別的救國者對老百姓實惠得多了。馮道這樣與胡人合作，罵他是漢奸，通嗎？公道嗎？」
「用這種標準，謝枋得死得不是沒有意義了？」和尚問。
「謝枋得死的意義有他更高的價值標準，這種標準，是人為他信仰而死，這就是意義。至於他信仰的對不對，或值不值得為之一死，那是另一個問題。那種問題，往往時過境遷以後，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謝枋得忠於宋朝，但宋朝怎麼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於欺負孤兒寡婦之手，謝枋得豈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開國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於先朝後周的大臣，不能不說是奸臣。這麼說來，忠臣謝枋得，竟是為奸臣所篡奪到的政權而死，這樣深究起來，不是死得太沒意義了嗎？」
「謝枋得自己知道嗎？」
「我認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為什麼？」
「因為宋朝已經經過了十八代皇帝，經過了三百二十年的歲月，謝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國十年以後才去死，他對三百三十年的舊賬，要算也沒法算。」
「沒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想算。」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把這個政權視為當然，時間可以化非法為合法，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時間不夠，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五易國、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馬換將如此，國家屬於誰家的都不確定，又何來忠臣可言？事實上也沒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統治朝代，都很短促，時間不夠，誰要來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時間夠。時間夠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關在屋裏，但要牠對你搖尾巴，時間不夠，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頭。康有為卻說：
「小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確。人間的事，如果用低一點的標準去看，的確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實和狗一樣，甚至還不如狗。」
「剛才康先生說『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和尚問。
「時間多少是無法硬定的，不過，有在同一時間裡就出現『誰都是忠』的肯定現象。忠奸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一個老問題。但是，真正會讀古書的人，必然發現：中國傳統中『忠』的觀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對的忠』與『絕對的忠』。偉大的晏子，在齊莊公被殺時候，不肯死難。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說：『君為社稷死，（我）則死之；為社稷亡，（我）則亡之。若（君）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齊莊公既然是因為偷別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殺，顯然不是『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對這種無道之君，國之大臣，是不會為他死難的，但他的『私暱』，卻可以為他死難。所謂『私暱』，不是別的，就是統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國『忠』的觀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沒有『忠』這個字，『忠』字出現在春秋時期，但那時候的『忠』，是『委質為臣』式的『忠，』、『質』是雉、是野雞，野雞在古人眼中，是一種『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的象徵，『委質』就是表示對個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義是俘虜或奴隸，『委質為臣』就是『私暱』者對主子的效忠。這種『忠』，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忠』。相對的，晏子所主張的『忠』卻是有條件的、是以統治者『忠於民』做相對條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對條件的，這種『忠』，是『相對的忠』。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相對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發展下去；而『絕對的忠』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