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袁世凱小心翼翼地走向帝制寶座，以為萬無一失時，命運根本就沒依從他的想法，而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將他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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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總試圖根據袁世凱的言行，判斷他的性格，也探究他的本質。
判斷一個政治人物的性格和內心，從來就是有難度的。難度在於，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很難斷定是出於本心，還是出於權術。政治往往是個博弈的過程，是各種力量之間的鬥爭和妥協，這種鬥爭和妥協不是以某個人的善良或殘忍為轉移的。一個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往往是出於利益，或者是為了贏得什麼，才去做表面文章的，至於他的真實內心，跟自己的行為往往南轅北轍。儘管如此，在大量的行為中，還是可以暴露出一個人的真實思想和心理的，問題的核心在於去偽存真的判斷。這對我們的要求就是，必須睜大眼睛，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也不能否認表象後面的真實。這一點，對於研究和判斷歷史，是極其重要的。
一九一六年，梁啟超幫助護國軍聲討袁世凱時，曾經發表了一篇政論文章《袁世凱之解剖》——由希望而失望的梁啟超，以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對袁世凱進行了犀利的解剖。在梁啟超看來，袁世凱有七大缺點，具體表現為：缺乏現代國家觀念；驕慢自大，不能容人；以經驗治國，凡事臨時對付；法律觀念薄弱；專製成癖；不能用正人君子及有用之才；功攬諸己，過推諸人，萬事不負責任等。梁啟超對袁世凱的評價，雖然稍顯片面而絕對，但在總體上來說，還是中肯和貼切的。梁啟超對袁世凱的定位，跟人們對袁世凱長期以來形成的印象基本吻合，那就是：這是一個功名心和權力慾非常強的人，就像當年的曹孟德；他最熱衷和最喜好的，就是權力遊戲；政治手腕異常嫻熟，培養黨朋；不捨不棄，直至爬到權力的最高點。
但問題在於，袁世凱本來就是舊制度下的官僚，他所具有的缺點和弱點，既是那個制度本身的缺點和弱點，也是那種文化本身的缺點和弱點。處在那種封建專制社會之中，受這樣的文化薰陶的人，有哪一個，沒有這樣的軟肋呢？
一直以來，人們在探討袁世凱恢復帝制運動時，有意無意忽略的一個根本點是：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究竟是為了君主立憲，還是為了恢復封建專制？雖然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同為擁有君主，但二者不能混為一談，而是有著質的區別。君主專制是落後的封建方式，而君主立憲，卻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意義。只有搞清這一點，才能對袁世凱的洪憲運動作出正確判斷。
從個人角度來分析，袁世凱在恢復帝制的運動中始終表現出猶豫和遲疑，說明他內心是有所顧忌的。如果袁世凱出於獨裁目的，想獨攬國家大權的話，他根本就不必去當那個皇帝。一九一四年以後的袁世凱，已經是權傾天下了。按照朱爾典等人的看法，袁世凱當時的政治權力架構，已超過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國總統的權力都要大很多。袁世凱要成為君主立憲的君主，首先必須得拱手讓出很大一部分權力，只成為國家的象徵。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袁世凱還是要當皇帝呢？合理的解釋只有兩種：一是袁世凱在內心當中極其看重皇帝的名號——畢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啊！是人生的巔峰，是中國文化和傳統的最高理想。每一個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一個皇帝夢。就袁世凱而言，他當然有這樣的夢，並且，比別人強烈得多。在這理想追求下，袁世凱要實現個人的最大價值，當然是當皇帝，成為民眾的皇帝，成為一個現代的、仁慈的、公正的、開明的國君。並且，皇帝是世襲制，如果當上了皇帝，整個家族也會永垂不朽。二是袁世凱當皇帝的確有很大的無奈成分：一方面是舉國上下一片要求他當皇帝，「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另一方面也是為中國政治尋找一種最適合的模式，為政權尋找表明合法性基礎的象徵符號。出於對「中國傳統」的妥協，袁世凱最終決定挺身出任「虛君」，以滿足各方面的需要。從總體上來看，袁世凱是有得也有失的。至於真實想法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袁世凱才清楚；或者說，連袁世凱自己也不清楚，怎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動著，恍惚之中，就像坐上了過山車，經歷了人生之中的大起大伏。
應該說，洪憲帝制自始至終是在君主立憲的旗號下進行的，但就其機構而言，袁世凱所做的，似乎缺乏某種系統性——恢復皇權的同時，袁世凱所進行的以「三權分立」為特徵的工作表現得並不充分，他只是在恢復皇帝，相關的立法機構和內閣並沒有同時恢復。雖然從頒布的「新皇室規範」中可以看出某些對於皇權的監督機制和法律，比如：
……自親王以下至於宗室，犯法治罪與庶民一律；親王、郡王可以為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府官員；永廢太監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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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條例，對於皇權的限制，是比較接近於君主立憲制的，也與封建君主專制有本質的區別，但這樣的條例，從一開始，就不是旗幟鮮明的，它一直淹沒在紛繁的條例之中，很難讓人看出袁世凱的真實企圖。袁世凱在這上面所表現出的模糊和優柔，應該是引起形勢混亂的重要原因。
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儘管袁世凱在君主立憲以及君主專制的概念上，表現出某種模糊性，但看得出來，袁世凱所想實行的，還是一個與以前的封建專制不一樣的制度。從袁世凱的所作所為來看，他還是想先為這個國家找一個皇帝，然後，再實行君主立憲，推行一個適合中國國情、自己操作起來相對容易的君主立憲制。這個君主立憲制度，也是袁世凱從中年之後，一直努力研究，並想付諸實施的。君主立憲之後的皇帝，是國家的象徵，而不是以前封建專制掌握絕對權力的皇帝。這個皇帝雖然仍有很大的權力和榮譽，但總體上管理國家事務的，仍是內閣制度，是總理事務大臣。正因如此，袁世凱取年號為「洪憲」——也就是「弘揚憲法」的意思，「洪」是帝德之大，「憲」是民主憲政。當然，從袁世凱後期的思想來看，袁世凱關於君主立憲的構架一直遲遲未清楚確定，有可能是袁世凱故作聰明地打著自己的小算盤，那就是，袁世凱想建立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帶有很大成分的專制性，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憲一樣：雖然日常事務由內閣處理，但在重大事情上，在軍隊的統治上，天皇還是有重大的影響力和決斷力，並且，在意識形態上，竭力推行忠君愛國的儒家道德……
看起來袁世凱似乎已把機關算盡，但聰明的他沒有想到的是，往往只要繼續往前半步，真理就變成了謬誤。當袁世凱小心翼翼地走向帝制寶座，以為萬無一失時，命運根本就沒依從他的想法，而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出乎他意料的方式將他拋棄。而且，現在看起來，袁世凱為做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那麼的處心積慮，就像一個蓄謀已久的陰謀，正被巧妙地、一步一步地實施，以致他縱有萬口，亦無法申辯。
袁世凱的確輸在輕舉妄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韜光養晦的極佳時機：西方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中國新興的工業正可以乘機擺脫外商的壓制，加快發展的速度。當時中國的棉織品、麵粉、火柴、捲煙、水泥、罐頭食品以及其他類似的大眾商品的製造工業，獲得了迅猛發展。尤其是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比如紡織等行業，發展飛速。在一些鐵路交叉點，逐漸形成了如濟南、徐州和鄭州等一批新型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漢也成為工業中心，擁有人數越來越多的產業工人階級；大小工業城市的成長，給鄉村農民大眾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農村婦女也開始走出家門；舊的中國家庭制度出現了裂紋；一些吸收了西方思想的資本家也在慢慢形成，並嶄露頭角……在各種胚芽形成的關鍵時期，穩定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如果保持各方面的穩定，肯定收益頗多。任何動盪，哪怕是預示著良好開端的動盪，都帶有相當的危險性。——也許，袁世凱就是沒有想到自己的改換國體會引起這麼大的動靜，也讓一直窺視的國內外敵對勢力找到了一個最好的理由。袁世凱顯然低估了這當中的別有用心以及暗藏殺機。還有就是，中國人一向的思維習慣，一種重「名」不重「實」的文化傳統。
袁世凱就這樣跌入了自己挖掘的墳墓。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就那樣被當做時代的犧牲，放在了歷史的案板上任人宰割。袁世凱的悲劇在於，他幾乎是愚蠢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晾在敵人面前，就像在山坡上高高地豎立一個標靶，毫無掩飾地袒露在敵人的槍口下，讓人從容瞄準，一槍命中！
袁世凱的確算是生不逢時——如果從中國傳統政治的角度來說，這個能力極強、敢作敢為，同時也算是具有濟世思想的人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上一個少有的治世之能臣。以舊式標準來看，雖然袁世凱離孟子所說的「內聖外王」還有很大距離，但在政治理想和抱負，以及治世水平上，在李鴻章之後的晚清中，都可謂出類拔萃。並且，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