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專制政體下培養出的新舊參半的人物，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舊的一面：他還是決定走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過傳統的專制方式，控制住這個國家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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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袁世凱一九一三年前後的表現，應該說，「二次革命」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如果說「二次革命」前，袁世凱還在立憲與共和之間猶豫不決的話，那麼，「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便一步一步地顯示他的「司馬昭之心」，決意施展鐵腕與專制。
「二次革命」儘管很快得到平息，但卻引起了全國震驚，在很多人看來，自清康熙之後，中國就沒有發生過地方大員起兵造反的事情，現在民國初立，共和剛興，就有國家分裂的內戰爆發。人們自然而然地把這一切，歸罪於「舶來品」共和體制。同時，對於袁世凱來說，輕而易舉地挫敗「二次革命」，讓這個強人收穫了巨大的信心，也使他的「使命感」空前膨脹。這個時候，袁世凱已明顯地表現出對西方共和制以及民主議會道路不認同了。在袁世凱看來，這種以歐美為師的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明顯地不適合中國的土壤。袁世凱決意重拾權威，建立強權，以保證中國進入發展經濟的正常軌道。而他的想法，就是建立一個大權在握的中央集權的「總統制」，這個總統制，甚至比美國總統制的權力更大更集中。
如果說最初的《臨時約法》還有著過分限制袁世凱權力的動機，那麼，一九一三年之後的袁世凱，明顯地，就是矯枉過正回歸老路了。這個專制政體下培養出的新舊參半的人物，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他守舊的一面：他還是決定走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路，希望以自己的挺身而出，通過傳統的專制方式，控制住這個國家的走向。正是出於這種初衷，袁世凱不斷地跟內閣，跟革命黨，跟清廷的殘餘勢力，跟任何一種勢力全力掰著手腕。
一九一三年二月，光緒皇帝的遺孀，兩年前在袁世凱的勸說下同意退位的隆裕皇太后出人意料地死了。她的死，引發了社會上很多人對她個人的同情，也引發了一些人對一個逝去朝代的懷念。袁世凱在得到隆裕皇太后的死訊後，臂纏黑紗，下令將已故皇太后的靈柩在紫禁城的大殿裡停厝三天，舉國誌哀，萬民同吊。袁世凱想用這樣的方式說明，所有的朝代都是有聯繫的，沒有誰能夠割裂歷史。隆裕皇后的去世，使袁世凱的位置變得更加鞏固，那個已逝去的朝代，又在光影中淡化了許多。
袁世凱上台之後，仍是延續了清末新政的路子，在政治和經濟上，推出了一系列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生產的政策和法規，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了法治框架。比如，為鼓勵製造業和加工業等民營公司，由政府出資建立了保息制度，投資第一年開始，即可獲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攤還。政府還在整頓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整理和健全財政稅收制度上做了很多工作：收回各地亂發的紙幣，統一鑄造了銀幣（袁大頭），奠定了統一幣制的基礎；制定了銀行和證券交易法規，各種證券和期貨交易所開始在各地湧現；降低稅收，簡化開辦廠礦的手續。制訂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完善了市場機制，諸如《公司條例》、《公司註冊暫行章程》、《獎勵工藝暫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這些政策實施一段時間後，很快獲得了成效——幾年後，很多大公司、大工廠應運而生，社會上興起了一股創辦實業的熱潮，民族工商業迅速向前發展，發展速度也超過以前任何時期。據統計，到政府註冊的工業公司，一九一二年為十四家，一九一三年為二十五家，一九一四年增加到八十九家，到了一九一五年，則增加到一百零二家。還有一些企業，因為當時註冊制度尚不健全，未到政府註冊，因此，當時的工業公司實際數目遠遠不止這些。一九一三年，袁世凱又簽發了《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規定凡各處僑民投資回國興辦實業者，應由各省行政長官通飭所屬從優待遇，協力維持。大大刺激了華僑回國投資的熱情。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僅華僑回國投資企業就達一千零四十二家，後來民國的一批知名企業，如無錫榮氏兄弟、南通張謇所辦的實業等，都是在這個時候創辦並奠定基礎的。統計數字表明，歐戰前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較快，大戰爆發後，發展速度更是很快。到了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竟然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並且略有盈餘，「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這樣的狀態，在晚清乃至民國初年，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奇蹟。當然，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說，社會的進步，並不完全取決於上層建築，人們的需求，以及社會自由度的擴張，本身就是動力。歷史的走向不僅僅是皇帝、大臣、軍閥、梟雄、權勢者和革命者書寫的，各個領域一直努力不輟的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從某種本質的意義來說，後者往往對歷史的進步更具有積極作用。是他們，默默地為中國歷史的進步起著積極推動作用。
袁世凱還在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法治的建設方面，推行一系列措施，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訴訟法，以及各種各樣的經濟方面的立法，頗具規模。一九一二年六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不到兩個月，即推行《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廢除了大清刑律中過於殘忍的肉刑、酷刑，對於社會上賭博、吸鴉片及其他一些損害秩序的行為，明確了自由刑和罰金刑。這對於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有效杜絕歪風邪氣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袁世凱政府還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公佈了《文官考試法》，有意為建立現代國家招攬和培養人才。其中規定文官高等考試，以國法學、刑法、民法、國際公法、行政法和財政學等七種為主科，為必考；商法、政治學、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通章約法五種為副科，應試者自擇其一。此外，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袁世凱還積極推行軍民分治，一再下令軍警不得干預政治；公開宣稱司法獨立，把建立法治國家作為應該堅持的目標。
袁世凱自繼任臨時大總統，一直到一九一三年的十月以前，幾乎一年半的時間裡，一直是臨時大總統。從嚴格意義上說，中華民國創立之初，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與當初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一樣，只是地方代表的選舉，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元首選舉，在法律的完備性以及程序上，都有所缺失。因此，袁世凱在國內外局面相對穩定，自己威信不斷攀升的情況下，開始積極穩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了。這項事務的中心，就是要迅速地當選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只要當選為正式大總統，一些法令法規才能得到正式頒布，並且，也不會忌憚那些自以為是的議員了。出於這樣的想法，平定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的中心工作就是：一面組建新政府，一面籌備提前進行大總統選舉，力圖以一個新政府的形象，爭取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和支持，從而真正地掌握住這個國家。
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袁世凱在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之後，首先要召集國會成立大會，待國會正式成立之後，組織一個立憲委員會制定《憲法》。國會表決通過後，以《憲法》之規定，開始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的選舉。袁世凱深知，按照目前國會的運作方式，制定憲法肯定是一個馬拉松的過程，如果等到《憲法》通過，自己當總統還不知道猴年馬月呢。因此，一九一三年國會成立之後，袁世凱以正式政府不成立，對外得不到列強承認，對內處理事務不便為由，要求先選大總統，然後再討論立憲法。這樣的方式，在國際上也是有先例的。國會同意了袁世凱的要求，準備先推出憲法的一部分《大總統選舉法》，然後，定於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進行正式大總統選舉。
選舉大總統之前，國會先通過了內閣人選：以進步黨人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由名流梁啟超、張謇、汪大燮等出任部長的號稱「第一流內閣」宣告成立。具體成員為：總理兼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內務總長朱啟鈐，外交總長孫寶琦，交通總長周自齊，司法總長梁啟超，教育總長汪大燮，農商總長張謇。
一九一三年十月四日，國會憲法會議公佈了《大總統選舉法》。十月六日，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宣佈開場——上午八時，眾參兩院七百五十九名議員，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下進入會場；會場之外，有近千人自稱「公民團」，自動維持院外秩序。第一次投票結果很快出來：得票最多者為袁世凱，得四百七十一票；其次為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最少為孫文、伍廷芳，各得一票。因為沒有達到法定投票人數的四分之三，又依法進行第二次投票，結果，仍沒有人過四分之三票數。這當中，一些國民黨激進派議員一直抱著抵制的態度，投票分散自在情理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只得依據《總統選舉法》：當兩次投票無人當選時，復就第二次得票較多的二人決選，以得票投票人數過半者為當選。根據此項規定，袁世凱、黎元洪被確定為第三次決選候選人。投票結果，袁世凱得票超過投票人數七百五十九名的半數，當選為中華民國正式總統。
袁世凱當選總統的當天，英法德日俄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