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義之後的一段時間，袁世凱在處理與革命黨的關係上，以及從清廷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都是做得相當不錯的。袁世凱努力使自己以一個開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畢竟，他算是這個共和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必須有雅量來應付各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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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端詳袁世凱各個時期的照片，很明顯的一點是，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後，彷彿突然之間變得衰老了。袁世凱四十歲左右時的照片，還顯得目光炯炯、神采飛揚。而當他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才五十開外的人，一下子就顯得老態龍鍾、鬚髮花白，彷彿色彩不足的繪畫；目光看起來也沒有先前的堅韌和鋒利了，甚至顯得笨拙而愚蠢。這個曾經堅強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時看起來就像是個疲憊虛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時候，袁世凱還顯得風華正茂、氣定神閒，但幾年共和制的總統當下來，袁世凱真的有點不堪重負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臨的壓力。處在大變局之中的袁世凱，已經被風雲變幻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和矛盾壓得不堪重負了。雖然袁世凱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滄桑，但在收拾具體的殘局中，他還是傷透了腦筋。袁世凱清楚地知道，這一次改朝換代，與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不一樣，那不單單是重打鑼鼓重開台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進入了一種沒有現成經驗的局面。未來對於國家以及他個人來說，都是前途未卜。一個人，處在這樣的新舊交替時期，面對眼前的龐雜和混亂，既無法拿出道德和宗教來凝聚人心，也無法用理想和行動讓人們振奮，更不願用自我犧牲來平息矛盾，那麼，他所依賴的，只是千年來固有的舊手段。用權謀和心機來對付眼前的一切，他當然會顯得捉襟見肘了。
由於社會轉型的慣性過於強大，民國成立後，局面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這個沒落的帝國看上去像個巨人，但時間正一點點將它摧垮，它的創傷和皺褶，自然而然地已成為各種細菌和寄生蟲熱衷的場所，各種病症，在不被察覺中活躍滋生。接手總統的位置之後，袁世凱很快發現，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變得越來越複雜。那些地方上的都督們，越來越不聽從中央政府的號召，在《臨時約法》下，中國實際上已變成各省聯邦的形式，各個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態出現，無意放棄已得到的特權，包括統率軍隊的權力，截留稅收、選任省級和省內地方官吏的權力等。這種狀態部分是由革命環境所造成的，因為革命是採取分權，反對中央集權，各省在革命之後的自治，被認為最符合國家的利益。
除了政治上的難以控制以及經濟的重壓之外，在袁世凱看來，同樣給他巨大壓力的，還有道德的淪喪、綱常的崩潰以及社會陷入一種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榮，一方面是內地農村的貧寒破敗。貧富的差距，以及知識和文化上的隔膜，越來越大。因為綱常崩潰，年輕人變得越來越無法無天。黨禁解除之後，被壓制幾個世紀的組織政黨和社團的熱情，頃刻之間噴湧而出，民國剛建立的頭數個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幾十個政治團體，似乎每一個人都想佔山為王，他們拉大旗、佔山頭，名義上是要通過代議制為取得政權進行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一直游離在法律邊緣，讓人防不勝防。社會上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剝，食洋不化。所謂的婦女解放和平等破壞使得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穩定，隨之引起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報紙數量的激增，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在熱烈討論國家大事，各種各樣的勢力粉墨登場，爭先恐後肆無忌憚地表達意見，也表達怨恨。農田拋荒現象嚴重，很多人已不專心種莊稼……整個社會頓然陷入了雜亂無序的狀態。以至於袁世凱的英國顧問莫里循曾寫道：「至於中國，事情並未好轉，很少或全無成就。這裡看不見有作為的政治家氣魄，沒有始終一貫的目標。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擬那無盡無休的規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頭上說說。」
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讓原先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變得雜亂無章，還讓一代人變得尷尬無語：社會上那些多年苦讀科舉的書生們，一旦失去了久遠的目標之後，一個個變得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亂；少數激進的帶有西化色彩的知識分子，也對這樣的政治格局不滿，力圖呼喚新的秩序，渴望通過一場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運動，全盤西化。除了麻木的大眾之外，那些被革命的炮聲喚醒了的人，一個個顯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陣，彷彿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凌空一躍，登上政治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們看來，社會的運轉，完完全全地取決於政治，似乎只要一個口號，一種政體，就可以把這個世界輕輕鬆鬆地改換了局面。報章的興起，使得一大批指甲骯髒、飢腸轆轆、文筆粗俗的失業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則，他們隨時準備應別人的要求撰寫一切東西：蜜糖或毒藥，歌頌或誹謗，長的或者短的，尖銳的或者溫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謾罵，有的是挑撥離間……在這些人群當中，只有極少數新型工商業主和文化自由主義者，還有系統的思想，有明確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會改良、基本民權，但他們的聲音，在一片嘈雜之中，根本引不起人們的注意。這種混亂的局面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在這裡，可以試著將中國當時的情景，與美國獨立之後的情況相比較。儘管這種比較是生硬的，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命運的機緣——一七七六年，美國在費城起義之後，誕生了《獨立宣言》，大陸會議把軍權正式授予華盛頓。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美國贏得了獨立並面臨新的問題：新的國家出現了，昔日的功臣們是不是理所當然地坐享其成？國家是屬於功臣的，還是屬於全體美國人的？這個時候，華盛頓的回答是：他們該回家了。
華盛頓不是沒有受到權力的誘惑，也不是沒有自以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種合理的制度，比個人的力量要偉大一萬倍。獨立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很多人當面或者寫信給他，請求他看在國家的面子上，擔任這個國家的國王。為此，華盛頓曾寫了「致尼古拉上校書——一七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寄自新堡」。在這封「尼古拉上校大鑒」的信中，華盛頓憂心忡忡地說道：
您所說的軍隊裡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異常，自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視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暫守秘密，若再有妄論，定予揭發。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解至此，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您之建議，誰也沒我這樣感到厭惡……若您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仍為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謬念，毋再任其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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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華盛頓解甲歸田，雖然後來應國民的一再邀請出山，並被選舉為首任美國總統。華盛頓擔任總統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為美國設計一個更合理的政治制度。華盛頓提出了「國家絕不允許用武力來管理」這個樸素理念。華盛頓的政治信仰是：憲法至高無上。雖然美國政治制度的確立也是一個複雜而紛亂的過程，美國第一部憲法光討論就花費了十六個月，但由於華盛頓等人的竭力堅持，美國終於實行了當時社會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雖然華盛頓居功至偉，但他從沒有「捨我其誰」的想法，而是真誠地相信，別人一樣能把美國治理好。基於這樣的想法，華盛頓在連任兩屆後，堅決辭去了總統職務，理由很簡單：我老了，不能再耽擱下去了，在憲法之下，別人同樣也可以把國家治理好——這個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即國家的命運，並不取決於最高領袖，而是取決於法律和民眾……離職後不久，華盛頓在故鄉平靜地去世。
應該說，對於袁世凱而言，當他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時，他有著一個最好的榜樣，那就是美國總統華盛頓。美國在贏得獨立戰爭之後，面臨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跟當時的中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經濟崩潰、社會紛亂，百廢待興，無從下手。等到袁世凱登場之時，那些對於美國革命頗有點瞭解的人，還真的從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處，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於袁世凱，把他當做是中國的「華盛頓」了。在他們看來，袁世凱是這一塊土地上難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務實人才，是一個具有精神活力和強健身體的另類。雖然袁世凱面臨的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是一場關係到四億人的巨大變革，並且這個人在判斷社會走向，以及現代政治的知識儲備上有弱點，但他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非凡的學習能力，因此肯定能帶領中國人通過改革和開放的關口，幫助他們獲得智慧和經驗的寶石。持這種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也有西方各國的使節們。
很快，袁世凱就讓持這種看法的東西方人士失望了。人們後來明白，與華盛頓相比，袁世凱最缺乏的，就是無私的人格，相應的偉大理想，以及對憲法，對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