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得意滿的袁世凱怎麼也沒想到，正當他躊躇滿志致力於清朝全面改革之際，風雲突變，差一點將其打下萬劫不復的深淵。得勢之時，袁世凱叱吒風雲，不可一世；失落之時，能在名花遍佈、茂林滴翠的養壽園內韜光養晦，在表面上回歸寧靜，也算一個不錯的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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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就任外交部尚書之後，很快就給當時的清廷外交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袁世凱擔任外交部尚書時辦成的——一九○七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宣佈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建議此款用於中國派遣留學生到美國，以及美國人在中國辦理教育事業之用。袁世凱還跟美國初步達成協議，將兩國外交關係由公使級升為大使級。與列強建立大使級關係，對於中國來說是首例，這一方面能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也為中國與他國的外交，提供了榜樣。袁世凱特派唐紹儀為赴美專使，在促成此舉的同時，還跟美商洽談借款一事。中國與美國的密切接觸，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力圖扼制中國的日本坐不住了，在唐紹儀赴美途中，日本從中作梗，將唐紹儀滯留在東京的同時，做工作讓美國政府改變態度。很快，中美兩國升格一事，變得不了了之。不過，從這一事情中，可以看出袁世凱的外交政策以及良苦用心。
在這裡，援引一九○八年六月十四日美國《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袁世凱的專訪，在美國記者托馬斯．Ｆ．米拉德的筆下，袁世凱理性、溫和、精力旺盛、意氣風發，對於中國當時的佈局，儼然成竹在胸。雖然欲說還休，但從中可以感覺到，袁世凱對於中國的很多事情，考慮得是非常周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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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一封官函，說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我到了那裡後，被領進了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我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地，隨我之後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後才發現他是童凱生。童一八八五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身著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著的變化時，童先生笑著說：「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麼開化，這裡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對清國的領袖們來說，操勞過度是在所難免的。
過了一會兒，袁世凱走了進來。早就聽說袁非常沉溺於他那艱苦的工作，並且這工作也極大地耗損了他的體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別注意觀察他的容貌，指望能從中發現一些跡象。但讓我驚訝和感到滿意的是，袁看去比我上次見到時好許多。實際上，現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壯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銳的眼神顯示出他對於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關切。袁的整個面貌都顯示出了他身體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袁說他每天清晨五點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九點才休息，其間只有短暫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除非偶爾有別的任務讓他離開日常工作。大清國缺乏能幹的官員，這是清國政治一個最大的缺陷，也使清國官員中有限的幾位先進人物都被委以重任並不得不過度操勞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認了這點，然而他似乎不以為苦，倒更像是樂在其中。
正像常常發生在清國官員身上的情況那樣，袁通過詢問我的近況來開始我們之間的交流。他問我這次是從哪裡來北京的？當我告訴他我剛剛到過滿洲時，他就我在那裡的情況問了一大堆問題，而這也是我非常樂意談論的事。
我非常非常願意與袁討論，因為這讓我有機會瞭解在東方危機的問題上袁自己的觀點。但正當我準備記錄時，袁卻把話題轉到了美國總統的競選上。他說雖然他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崇拜者，但同樣也相當推崇塔夫脫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脫先生在上海發表了對大清國很友好的講話，這給清國上下都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袁熱切地期望塔夫脫先生能有機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並說很多清國人都有這樣的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塔夫脫先生對遠東的情況非常瞭解，並且真誠地倡導要尊重大清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談到美國時，袁說道：「我一直期待著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裡，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覺得，儘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大清國人民，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我們國內的管理。並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我國政府極為相似。」
我向袁世凱閣下保證，我自己對大清國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國的管理體制和民眾從本質上都是趨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歷程一經起動，就將極大地增加帝國復興的可能。」另外，我還就大清國的現狀以及他對改革的期望向他發問。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說道，「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行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麼呢？」我問道。
「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
我問袁，在完成這三項改革的過程中，像日本人那樣引進外國顧問以求援助，這樣的做法他是否認為有益？他對此避而不答，而是說，他認為大清國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向西方學習，並且大清國將感謝任何善意的建議和忠告。我相信，事實上，袁確實認為應該引進能幹的外國財經顧問和法律顧問，但是，如果在當前情況下公然迫切地提出類似建議，只能對他的政治敵人有利。因為時下諸如「復興的權利」以及「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等等觀點甚囂塵上，而袁則是一個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會反對這些觀點的。雖然他主張他的國家能真正地適應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國也許還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它們。袁說，日本人僅僅是在時間上比大清國早一些通過某些純物質的外來幫助方式（大清國有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區的內部利益調整方面也與日本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不太可能採用這種幫助方式），就取得了某種物質上的進步，但這並不能證明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就比我們優越，也不能證明在指導我們未來的方針上，日本人的做法從根本上就是正確的。
袁強調說：「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做法就更加聰明。日本人在完成他們國家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純粹是由於地理和政治環境對他們一直有利。而我們的事情，卻比他們更加艱鉅和繁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自己就不能指望達到類似於日本現在所取得的成績。日本外有大國的友好支援，並且在其國土上也不存在來自列強的私慾和野心去牽制和阻撓他們。當把所有這些情況詳加考慮之後，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走向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過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國在改革的具體部署上進行明確的對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對大清國多加賞識和鼓勵，並能在大清國面臨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除非遭到某個列強的肆意進攻，在一般情況下，大清國政府並不要求更多的外來援助。但我確實認為，在評估我們的發展進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到，大清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我們正處在現代化進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得過於嚴厲和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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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訪談中，我們可以管窺到袁世凱的真實想法，也可以揣測幾分袁世凱的內心世界。那就是，這個精明的中年人對於身處大清國政治舞台的危險是非常清楚的，不僅十分明白危險的源頭所在，也知道這些危險在前進道路上會發生怎樣的作用。在很多時候，袁世凱只是無力左右罷了。這時候的袁世凱，就像一個行走於獨木橋上的人一樣，只有努力平衡自己，至於是否成功，已經左右不了了。
清末最後十多年中，袁世凱銳意改革，大力推行新政，自然而然地成為革新派的首領。清廷的新政也使得經濟以每年百分之十五的高速度獲得增長，九世紀末，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每年只有七八千萬兩白銀，到了一九一○年，財政收入已達到三個億。由於大力推行新政，袁世凱博得了中外各界人士的讚譽和擁戴。孫中山也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