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二月，也就是在李鴻章逝世十六個月後，李鴻章的遺體運回了自己的家鄉合肥，葬東鄉夏小郢（今大興集）。
夏小郢離李鴻章的老家磨店並不遠，只有十來公里，在此之前，李鴻章的夫人趙小蓮也安葬在這裡。當年這一帶瀕臨淝河，幅員開闊，山勢拱起，像一隻潛伏在河流邊的偌大神龜。宋朝時的名相包拯，以及明朝朱元璋的開國大將張得勝，也都安葬在這一塊。當李鴻章的遺體安葬在這裡之後，這裡更是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局面：包拯的墓在這只神龜的頭部，張得勝的墓在這只神龜的尾部，而在高高隆起的背部，就是李鴻章的墓地了。
墓地的選擇得到李鴻章的認可。李鴻章在一八六五年就任兩江總督後不久，他的家人，在徵得李鴻章的同意後，就開始替他尋找著合適的墓地了。選了很多地方，但李鴻章一直不太滿意。一直到李家人在夏小郢這裡選定之後，李鴻章才自算是認可了這塊地方。一八九二年李鴻章給兒子李經方的信中，曾經談到了對這塊墓地的看法：
夏小郢生壙，大伯與王少谷看定有年，汝應亦聞知。前年少谷赴金匱縣任之先，帶桐城善作墳工匠至彼處堪開壙穴，寄來土色甚佳，內有小靈龜四個，謂是真穴。此次伯父書慫恿趁今年山向大利卜葬，余惟恐趕不及……風水之說，吾不甚為然，只求無水無蟻，以安體魄，言人人殊，各挾小術以欺世射利，而置先人遺體懸擱不葬，於心忍乎？
信中提到的大伯，是李鴻章的大哥，時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而從信的內容來看，李鴻章雖然說自己不太信風水的，但對於墓地的位置和土質，看得出來，他還是比較在乎的。在李鴻章給李瀚章的家信中，李鴻章還寫道：「弟本不知堪輿，亦不甚信風水，但喜鄰近包公墳，又濱大河。」從李鴻章的態度來看，能夠與包拯墓相毗鄰，是李鴻章最開心的一件事了。這也說明，李鴻章至少內心深處是以他的前輩同鄉為榜樣的，也願意像包拯一樣青史留名。至於自己最後的結局，那實在是李鴻章所無法預料的。人生，就是這樣地無法左右。
現在，在被稱為合肥大興集的地方，正是合肥鋼鐵廠的所在地。而它的周邊，已與現代化的合肥市連為一體了。當年墓地一帶的神龜模樣的地勢，已完全沒了蹤影。一九五八年，在全國一片大煉鋼鐵的口號聲中，當地人民公社挖墳取寶，興辦工廠，李鴻章的遺骸也被人從墓地裡挖出。據說，當年的李鴻章棺柩被打開的時候，這位晚清重臣全身裹著黃袍馬褂，屍骨未腐，面色安詳，栩栩如生。狂熱的人們用繩子拴著李鴻章的屍體，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陪伴他遊街，並且同時粉身碎骨的，是他的夫人趙小蓮。
現在的李鴻章享堂是二○○四年才落成的，除了一些老碑石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新做的「古董」。漫步在李鴻章享堂的院落裡，高高的圍牆外，全是鋼鐵廠的高爐和車間。這樣的情景真是命運的安排，當年一直倡導並且親歷親為大辦洋務煉鋼鐵的李鴻章，死後安睡在這樣的地方，真可謂是冥冥之中的幽默。
值得一提的，在李鴻章死後兩個月內，梁啟超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稱：「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梁啟超又說，「李鴻章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勞，不畏謗言，是其長也。」梁啟超說他「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從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的剖析來看，這把手術刀可以說是刀刀犀利，準確異常。可以說，梁啟超對於李鴻章的瞭解，對中國一些痼症的瞭解，也到了非常透徹的程度。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曾經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這樣寫道：「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種形式的政府中，似乎沒有比世襲君主制更容易遭人譏笑的了。父親死後，整個國家便像一群羊一樣，遺傳給了對人類以及對他自己還全然一無所知、處於襁褓之中的兒子，而這時最英勇的軍人和最明智的政治家，全得放棄他們對帝國的自然權利，來到皇子的搖籃之前雙膝跪下，嚴肅地聲稱將對他絕對效忠。」李鴻章所面臨的情況以及他所處的環境正是如此，這樣的環境和傳統當然可以將一個英才平庸化，將人的創造力毀於無形，處於這樣的機制中的所有人，都談不上是一個真正的英才。因為他在更多的程度上無力施展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無力改變歷史。
李鴻章的悲劇當然是他所處的體制與時代所造成的。可以說，這樣的體制和時代根本無力支撐起蓬勃向上的力量，支撐不了健康的人心和思想，因為它本身是那樣的孱弱、神經過敏、色厲內荏。李鴻章之所以遭受到最後的悲劇命運，從根本上來說，是李鴻章缺少可以依靠和支撐的根本力量—清政府不足以依靠，清國腐朽的制度不足以依靠，龐大而呆板的官僚階層不足以依靠，孱弱的中國文化不足以依靠，更重要的，是廣大的國民的力量同樣不足以依靠。從習慣上來說，我們的文化一直缺乏對國民本身的批判和反省。應該說，李鴻章的失敗，是一個時代的失敗，是國民性的失敗，而不是個人的失敗。晚清政治失敗的責任不應當完全歸咎於個別當政人士的昏庸或腐敗，它的失敗，應當由當政者與全體國民一起承擔。當政者當然是要承擔責任的，但作為整個國家基礎的國民，同樣也要承擔責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為。中國政治向來是一種「保險絲」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卻如保險絲一樣脆弱。在這種情況下，深受封建禮教束縛的清國國民面對以近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本身並不足以擔負起抵抗和自強的重任，這同樣也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
一個確切的問題是—李鴻章對於中國文化看得透徹嗎？或許李鴻章對中國文化應該是很瞭解的，因為他本身浸淫於中國文化，對於中國文化的氣味異常親切。但實際上，李鴻章對中國文化並不是真正瞭解。瞭解，是需要參照物的，只有基於對世界文明體繫了解的基礎上，才能說得上對某一種文明有著透徹的領悟。可以斷定的一點是，李鴻章因為缺乏對西方文化的瞭解，所以他在認識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現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鑒別，從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變。儘管李鴻章願意對中國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進西方技術，但他的改革卻到底不是全面的，只限於教育和人事政策、軍隊的規模與訓練，以及鼓勵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術同洋人競爭。很明顯，李鴻章沒有涉及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基本問題。面對那種陳舊的體制，李鴻章畢竟不是一個賭徒，而賭徒的意義在於，他是直接在跟命運掰手腕。要不成為千古風流，要不乾脆遺臭萬年。
李鴻章的悲劇，似乎就在於此？
李鴻章逝世後，維新派人士梁啟超，撰寫了如下輓聯：
太息其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當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留學學習海軍的嚴復，也作輓聯：
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嚴復的意思最為明顯—他以為，當初李鴻章辦洋務辦海軍，若不受到那麼多的掣肘，後來也不會有甲午、庚子的慘敗。反過來，到了敵軍兵臨城下，李鴻章不出來主持和議，收拾殘局，則那些唱高調的人又會攻擊他為保名節而誤國了。
李鴻章就這樣陷入了時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傚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評價都不為錯，但所有的評價都不算完全正確。世間的情況總是如此，當評價脫口而出的時候，其實，它就已經有了致命的誤差了；只有死神，才能解開一個人最暗處的秘密，而只有在理想勝利實現時，一個人內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盪的年代，當他每一次「出場」都招來恥辱和責難時，那種「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對他的重壓是別人難以想像的。就他晚年來說，命運召喚他，一直只允許承擔重任，承擔恥辱，而不是讓他欣喜；而當他嚥下苦果之時，毫不留情地等待著他的，只是放逐，沒有感激，沒有恩惠……這樣的內心悲情，也是要到終有一日東方之龍騰飛之時，才能釋懷於天下的。
只是我們自己，在對待這樣的人物時，顯得束手無策。中國的方塊字在撰寫自己的歷史時，一直像是在編寫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歷史寫得如同京劇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樣，一板一眼，一唱三歎；音韻，唱念，鑼鼓，做打，一樣都少不了；並且，故事簡約委婉，象徵手法嫻熟，色彩斑斕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