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年，李鴻章七十八歲。這一年，是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這位顫顫巍巍的老人邁過了新世紀的門檻。在上一個世紀，李鴻章耗盡了他所有的精、氣、神，現在，這個老人與他所服務的朝廷一樣變得日薄西山了。步入新年之後，李鴻章的話變得越來越少，他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個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裡，看著不遠處的白雲蒼狗，獨自發呆；有時候，他甚至像一條剛上岸的魚一樣大口大口地喘著氣。李鴻章畢生所積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綻，都在最後的時光中情不自禁地透過一些細節流露出來。
在此之前，在廣袤的北方農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義和團的興起了。義和團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廣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國的農村，並且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這就更激起底層廣大民眾的憤怒。文化衝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敵對的力量，在北方廣大農村，基層民眾以一種針鋒相對的方式，也就是通過拜「本土神」的方式，抵抗著西方宗教勢力的入侵。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產物。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的情緒、經濟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無法控制。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它幾乎沒有完整而系統的教義，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當然，這樣的結果是中國底層的理解力所決定的，由於缺乏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習慣，義和團肯定會將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他們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關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國歷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義和團還將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們相信法術，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槍不入、鬼魂附體，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因為有著如此驚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於是，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們，模糊了戲劇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集體陷入了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當中—當時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登台表演。在這種情況下，洋人們與其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敵人」，不如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農民「戲劇演員」，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義和團的興起，點燃了中國人多年以來積鬱於胸的民族情緒。自道光時代開始，歷經咸豐、同治，一直到當時的光緒，落後的中國在與西方的爭奪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也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後，人們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著希望—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試圖以一種盲目排外的極端方式，以一種愚昧的手段來進行著抵抗。當這種情緒通過一種傳統的方式轟轟烈烈地表現出來那一刻，實際上已走入了一種歧路。與此同時，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瀾顯然加劇了這種錯誤。錯誤從一開始似乎就是風生水起，似乎它本來就是應該發生的，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了它。當錯誤成為一種必然時，也就具有宿命的意義了。
從一九○○年一月開始，在河北、山東等北方地區，凡是有著教堂的地方，便成為一片火海。幾個月後，義和團在河北境內的活動達到了高潮。朝廷對於這種民間的勢力，一時拿不出主意，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英、美、德、法等國發表聯合照會，限令清政府迅速剿滅義和團，否則將「代為剿平」。到了五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國軍隊登上了清國的領土，並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路途之中，他們遭到了義和團的圍追堵劫。與此同時，四面八方的義和團來到了京城郊區，一場轟轟烈烈的民間活動即將被點燃。
清國與義和團集體地深陷入一種幻覺。這樣的幻覺，從現在看，絕大部分是因為認識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當世界在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人們的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這個東方古國，義和團和清國的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一開始，義和團所代表的民間勢力還深懷著對於清朝的敵意，他們的口號是「推翻清朝，驅逐洋人」；但到了一八九九年底，口號突變，成為「擁護清朝，驅除洋人」了。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的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樣的民間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碼，可以增加與洋人叫板的砝碼。出於這樣的動機，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盤，準備利用這股民間的力量跟洋人討價還價。真實的情況是，在當時，整個清國的統治力已經變得鬆軟了，在很多情況下，事態都處於一種無政府的狀況。
最初，慈禧的態度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義和團可以在周邊活動，但不準到北京來搗亂。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幾十萬義和團來到京城，局面將不可收拾。但奇怪的是，當四面八方的義和團們來到緊閉的北京城門下時，一個來自輔國公載瀾的命令卻出人意料地送達了，九門提督不得不開門。於是大批的義和團農民們絡繹不絕地擁入了清國的都城。
很多年後，當歷史回望一○○多年前世紀之交的那場義和團運動時，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書籍對於這場運動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現象都複雜無比，那時候所產生的任何現象，都是無數種原因交織的結果。它撲朔迷離，像糨糊一樣具有複雜的黏性。
歷史看起來似乎總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著很多偶然性。這樣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關鍵的細節決定，但關鍵細節，在歷史進程中往往丟失得無影無蹤，像海水沖過的沙灘一樣，將那些色彩斑斕的貝殼席捲得無影無蹤。這種關鍵性的缺失，又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歷史總是莫名其妙，像一個喜怒無常的小孩一樣，支離破碎，缺乏很多合理性。從現在看，義和團整個進程中的一些關鍵細節，也是毫無蹤影，譬如，為什麼載瀾會讓官兵打開城門，是因為洋人反對他的兒子接替光緒擔任皇帝嗎？為什麼慈禧在關鍵時刻表現得那樣遲緩？是一直在宮中沉湎於大戲嗎？解釋只有一種，中國的專制政體在絕大多數時間裡總是拖沓而無效率，並且，在突如其來的事件面前，因為害怕承擔責任，總是習慣於推諉拖拉，貽誤時機，從而導致局面失控。
真實的情況是，在那段時間裡，慈禧一直在宮中不斷地聽到人們在描述著這樣的傳奇。起初，熱愛戲劇的慈禧並不把這些傳言當回事，也不相信義和團所具有的法術。慈禧還專程派了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打探義和團的虛實，查證一下義和團各種「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經過幾天的考察，趙舒翹等實際上已經看出義和團的「神功」全是假的，但隨後趕來的剛毅卻認為這些神功「可恃」。這種情況下，趙舒翹、何乃瑩在向慈禧匯報時，含糊其辭，對於神功，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與此同時，王公大臣與宮中的太監們「三人成虎」，每天在慈禧面前叫囂義和團法術通天，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洋人的堅盾利器。天天聽著這樣的報告，慢慢地，慈禧有點將信將疑了。畢竟，慈禧與那些老眼昏花的大臣們一樣，都是生活在傳統戲劇的文化背景之中，他們從未放棄超越現實的幻想。正是由於思維方式上的根本性迷糊，終於，精明而果敢的慈禧聽信了大臣們的進言，準備依靠義和團的力量向洋人宣戰。
義和團進京之後，北京城徹底地炸了鍋。從四面八方趕來的義和團根本就沒有統一的領導，也缺乏統一的指揮。北京從未如此熙熙攘攘，大街小巷天天在唱著大戲，玩著把戲，如春節一樣熱鬧。似乎每一個人渾身上下都亢奮地膨脹著，彷彿他們已經找到了「驅逐韃虜」的不二法門，復興中華指日可待似的。慈禧決定向列強宣戰後，即給進入北京的義和團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命令清軍和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進入京城的義和團們首先在城內的教堂、教會醫院和中國教民家的建築物上點火，大火騰起的濃煙如同長城烽火台的信號一樣，預示著這座千年古都巨大的災難將要來臨。緊接著，火光蔓延，很多信教的中國居民的房屋也開始燃燒起來。清國的官員們下令把正陽門的城門關了，並派出重兵把守，說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亂人混入內城。這樣的命令，更像是給人們一個信號：要放火就儘管放，只要不把皇城點著就行。於是，京城的大火更熊熊地燃燒起來。
由於有了朝廷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義和團進入京津之後，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稍有看不慣的，都指為教民，全家皆殺。混亂的局面最後發展為：凡使用洋物者，「必殺無赦」。曾有幾個學生倉皇避亂，因為身上帶有鉛筆一支、洋紙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