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八日，當面頰纏著厚厚繃帶的李鴻章帶著《中日馬關條約》回到清國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幾乎所有人都用一種怪異的眼光看著他，眾人唯恐避之不及。老於世故的李鴻章一下子意識到自己被拋棄了，他變成了一隻該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鴻章到了天津以後，稱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進京，給總署呈送了《中日馬關條約》的正本。在此後，李鴻章一直留在天津與俄、法、德三國交涉，讓他們對日本施壓，要求將遼東半島歸還清國。八月廿八日，當李鴻章銷完病假後進京上朝向光緒匯報所有情況後，光緒陰沉著臉例行公事先慰問一番李鴻章的傷勢情況後，話鋒一轉，聲音立即變得嚴厲起來：「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光緒說得義正詞嚴，李鴻章一下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滿臉尷尬。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面。緊接著，李鴻章一下子成為了全國公敵，他的照片一下子擠滿了大大小小的報紙。其時，適逢著名的昆劇丑角劉趕三去世，有人突來靈感，擬就了一副對聯，把李鴻章捎帶進去加以痛斥：
趕三已死無蘇丑；
李二先生是漢奸。
市井紛紛揚揚，都傳說李鴻章在談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銀子，紳士和知識階層也義憤填膺，彷彿不責罵李鴻章就不愛國似的，更有漫畫把李鴻章畫成一隻沒有脊樑的癩皮狗。要求懲辦李鴻章的奏摺雪片般地飛向光緒和慈禧的案頭。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暗殺李鴻章，以「雪奇恥大辱」。
光緒皇帝的聖旨適時地下達了，李鴻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閣辦事」，所謂「入閣辦事」，實際上是留其「文華殿大學士」，給李鴻章一點面子，讓他賦閒在京。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下子變得兩手空空。對於這種情況，李鴻章只好自認倒霉了。當時的倫敦《特報》曾這樣評論說：「和議既定，入閣辦事，非尊之也；藉此以奪其柄，所謂飛鳥盡而良弓藏也。」
因為在京城並沒有房產，李鴻章從此住進了京城的賢良寺。這個位居東安門外冰盞衚衕的京城眾多寺院中的一個，它建築宏壯，層甍雲構，閒院飛花。李鴻章在這裡一住就是五年，從甲午戰爭後一直到李鴻章離開京都去擔任兩廣總督，而後來李鴻章離開兩廣作為全權大臣赴京處理庚子事變，李鴻章也住在這個地方。可以說，賢良寺見證了李鴻章的最後人生。初次入住在這樣幽靜的環境裡，李鴻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決意隱居一段時間了。每天，他都是居於寺內，很少出門走親訪友，來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擋駕不見。一下子從繁瑣無比的事務當中解脫出來，李鴻章雖然感到有點冷落，但也落得個清閒，過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起先，李鴻章一直井井有條地安排著這段時間的生活。李鴻章早已不是年輕時那個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飲食，都非常有規律；從曾國藩那裡，李鴻章學到了嚴謹的工作和生活態度，案無留牘，門無留賓。每天，李鴻章就像一個國學大儒一樣，總是六七點鐘起床，在院落裡走上一走，盤算著一天的事情。賢良寺在早晨的時候顯得特別幽靜，除非遇到嚴寒冰雪，李鴻章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吃完早飯後，李鴻章開始按部就班地處理自己的一些事務了，寫一點信札，處理一些事務。閒暇之餘，他也看看書，有兩本書是李鴻章一直在讀的，一本是《資治通鑒》，另一本則是《莊子》。翻閱前者，李鴻章意在從歷史中對應更多的現實影子，中國的讀書人，總有著濃郁的歷史情結，李鴻章也不例外，李鴻章希望從這樣的歷史書中發現歷史的經驗。在讀《通鑒》的過程中，李鴻章時而也發出一點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馬和事務，想想與老師曾國藩的「文章學問」相比，李鴻章經常性地深感自慚形穢。李鴻章曾經說：
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現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只好看看《通鑒》，稍知古人成敗之跡，與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證，藉以鏡其得失，亦尚覺得有點意趣。
讀《莊子》，則讓李鴻章身心愉快。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有著雙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則是道家。李鴻章自然也逃脫不了這樣的模式。儘管李鴻章一直缺少莊子的詩意和灑脫，但在骨子裡，他其實對於莊子的逍遙方式，並不牴觸，相反，還非常羨慕。可以說，莊子與孔子，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立體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尋找著心理的平衡點。這，也許就是孔子所說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這，一直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對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出世和入世並不矛盾，而且，這樣的方式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們還能處理得相當完美。他們一方面能很認真地度過自己的人生，積極進取，孜孜追求；同時，他們又擁有浪漫主義的情懷，有著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自我安慰。這種智慧的平衡術使得心靈健康豁達，很少有那種一意孤行的孤憤和痛楚。李鴻章同樣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時光裡，李鴻章一直忙於事務而顯得異常入世，而此時在賢良寺，讀著莊子，想著自己人生所走過的軌跡，李鴻章心裡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實在他內心深處，也一直是有著出世的願望的，一直嚮往著「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李鴻章又認真地拾起他的書法了。李鴻章的書法寫得很好，他師從曾國藩學習過書法，尤其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暢達的風格，李鴻章的筆力蒼勁沉穩，文字結構縝密，字體雋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國藩曾評價李鴻章的書法：「觀閣下精悍之色露於眉宇，作字則筋勝於肉，似非長處玉堂鳴佩優遊者。」在賢良寺的日子裡，李鴻章更是把每天練書法的時間增加了很多，他幾乎每天上午要臨摹顏真卿的《爭座帖》和王羲之的《蘭亭序》、《聖教序》。一邊寫，一邊細看默思，努力品味內在的風骨，就這樣，一寫，就是好幾個時辰。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李鴻章的傷勢明顯好起來，精力也變得旺盛了。他的飯量也變得很大，正餐完畢，李鴻章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再飲一盅以人參、黃芩等藥物配製的補品。飯後，他的僕人便會悄無聲息地走上前，給他褪下鞋子，用手輕輕地給他按摩雙足。等到李鴻章睜開眼睛，僕人知趣地退下。李鴻章便進屋睡上一兩個時辰。午覺過後，李鴻章又會在院落裡走上一走，回到客廳裡接待一些來訪的人士，有時候，他會坐在客廳的椅子上閉著眼思索著什麼。至於晚餐，則是簡單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點東西，便讓幕僚們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會書，寫寫信，便早早地就寢了。
但李鴻章從未放棄對外部世界的警覺，這時候的李鴻章就像一個潛伏於山洞裡的病大蟲一樣，森林裡的一舉一動，無不在它的掌握之中。與此同時，森林裡面的其他動物也沒有忘卻這個暫時退出江湖的病大蟲，它們同樣也尋機如何出擊，以便乘人之危，給對手致命的一擊。
專制制度就像充滿凶險的黑森林，雖然看似平靜，其實凶險和邪惡無所不在。在這樣的專制制度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錯綜複雜的，真實的情況總不如歷史書籍所撰定的那樣鮮明，更多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塊無法分得清楚。對於朝廷官員來說，沒有一生一世的對手，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絕大多數時候，人與人之間表現為利益衝突，表現為政見不同，或者表現為爭風吃醋明爭暗鬥。每個成功的官員都是非常好的雜技高手。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同樣也體現了這種人際關係的複雜性。這兩個晚清時代的重臣之間既合作，也矛盾。與李鴻章一樣，翁同龢也算是晚清歷史上一個難能可貴的人才，飽讀詩書，文人氣極重；但與李鴻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種傳統士大夫的書卷氣和迂腐氣更重，也更為狹隘。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就個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恩怨，很多書籍上所說的李鴻章曾幫曾國藩起草彈劾翁同龢一事也並不成立，而且，從世交的角度來說，李翁之間還是有淵源的，論師門輩分，李鴻章是翁同龢父親翁心存的小門生。李鴻章的母親謝世，翁同龢還親書輓聯：「八十三年，極人世富貴尊榮，不改勤儉行素志；九重一德，為賢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濟時限。」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性格上的差異，氣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還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權力和利益爭鬥。存在決定意識和想法，在競相爭寵的專制格局下，處於同一個平台上的大臣們所進行的明爭暗鬥，已是這種遊戲規則中司空見慣的事了。
當年戶部尚書翁同龢剋扣北洋水師的軍餉，除了討好慈禧之外，也是不願意看李鴻章的實力無限壯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師最需要資金的時候向皇帝上書，在兩年內不再對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