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關，李鴻章與伊籐博文的見面是第二次了。
這對同時被稱為「東方俾斯麥」的傳奇人物一生中見過三次面。一次是一八八五年在天津會談朝鮮問題；一次是一八九五年在日本馬關談判；另一次則是戊戌變法失敗前夕在北京，當時伊籐已辭去了首相職位，以私人身份來到清國。第一次見面時，心高氣傲的李鴻章哪裡會把伊籐博文這個小字輩放在眼中呢，對於日方的無理要求，李鴻章當然不買他的賬，很是說了一段硬話給日本人聽。日本人是很懂得隱忍的，伊籐博文態度異常謙恭，看起來似乎一直在聆聽李中堂的訓導。但李鴻章還是上了這個小字輩的套，在朝鮮的宗主國問題上，承認了日本對於朝鮮的優先監管權，簽訂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條約》。這一次李鴻章給伊籐博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對這個孜孜不倦推進古老帝國改革的老人，伊籐博文也非常崇敬。甲午戰爭爆發後，李鴻章與伊籐博文在日本馬關相見時，雙方的地位和情況有了很大改變。李鴻章是戰敗國的代表，也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伊籐博文卻是戰勝國的總理大臣，在年齡上也是如日中天。李鴻章是以賠款乞和的身份來的，在他的身上，已遠沒有當年長者的傲慢了，有的只是內心當中的屈辱和悲憤。甲午戰爭可以看作是李鴻章與伊籐博文彼此倡導本國近代化的試金石，現在檢驗結果出來了，伊籐博文大獲全勝，李鴻章則一敗塗地。對於李鴻章來說，這一場戰爭不僅僅輸光了他的全部家當，也使得他關於清國中興的希望徹底破滅。這樣的結局，就如同當年的諸葛亮與司馬懿，諸葛亮殞命百丈原，而司馬氏最後卻取得了天下。歷史總是在不經意間老戲新唱，而每一次歷史的重演，總是讓人徒生感歎。
縱觀伊籐博文的一生，這個為日本維新做出巨大貢獻的「中興之臣」，在思想上同樣也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年輕時的伊籐博文是一個革命者，二十多歲時，衝動而排外的伊籐博文曾親自參加了焚燒英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極端行動。但很快，伊籐博文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轉變，經過深入思考，伊籐博文認識到靠驅逐和排斥是振興不了日本的，只有向西方學習，強大自己，才能使日本走上一條復興之路。
實際上伊籐博文只是日本第二輪明治維新的領導人。第一輪明治維新領導日本工業化進程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當時的身份是參議兼內務卿，是他領導了日本最初的西化運動。大久保利通在遭遇國內各種複雜的矛盾遇刺身亡後，伊籐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上任伊始，激進的伊籐博文很快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撲高手宣稱要在東京舉辦公開的相撲表演。這種行為完全可以看作是對於政府禁令的挑戰，因為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撲這一日本的傳統運動，理由是相撲醜陋而愚昧。沒有想到的是，高砂的這一挑戰政府權威的行動竟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支持。雖然警察出面干涉，但高砂和他的支持者們仍舊堅持比賽。最後，只好由天皇出面，親自舉辦並出席了一個相撲表演會，算是恢復了這場運動。
相撲手的挑戰和民眾的不滿，讓伊籐博文不得不仔細思考國家的發展方向，也反思了改革的方式。伊籐博文從這樣的事件中看到了日本國內存在的日益高漲的民權運動的威脅。當時的日本，情勢錯綜複雜，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凸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在西風東進中睜眼看世界的日本民眾開始有意識地捍衛著自己的權利了。在複雜的各種勢力中，自由民權運動算是日本推進改革的最大的民間力量，作為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組織，這個運動呼喚憲法，要求開設議會和國會。除此之外，政府還不光面對自由民權運動的力量，還要面對以天皇為首的宮廷派勢力。宮廷派的要求與自由民權運動又不一樣，他們要求憲法必須是一部欽定憲法，必須由天皇總攬統治權。在政府內部，激進派的大隈重信反對天皇總攬大權，建議採用英國政黨內閣體制，由國會取得多數席位的政黨組閣，在兩年後選舉議員，第三年召開國會。對於伊籐博文來說，他是不贊成這種自由主義方式的，在伊籐看來，日本有著日本的國情，改革不能忽略歷史和文化，天皇的最高權力是不容置疑的。伊籐的改革思想與大隈重信發生了很大的矛盾。伊籐博文把制憲過程中的有關情況向明治天皇匯報之後，天皇罷免了大隈重信，宣佈將召開國會的日期定為明治二十三年。
在形勢的壓迫下，伊籐博文清楚地意料到，簡單的拿來主義已不能推動日本社會的進一步變革了，必須制定憲法設立議會，從根本上確定日本的國家性質和政權結構，界定天皇、各派之間、基層平民的權力和責任，從而避免各方之間的矛盾，化解尖銳對抗，讓各方面在憲法之下形成合力。否則，以這樣混亂的局面，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暴力推翻。
也就是從那天起，伊籐在忙於各種事務的同時，將工作重心轉向憲法的制定，全身心地為日本憲法的制定做著準備。伊籐博文為日本制定憲法的過程，是一個苦心孤詣走鋼絲的過程。
在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後，伊籐博文獨攬了制憲大權，隨後，開始了一步步實現其漸進改革的制憲計劃。
伊籐博文選擇德國作為制定憲法的樣板國。一八八二年，伊籐博文來到了德國，花了一年多時間學習德國的憲法制定經驗。伊籐博文先是向憲法權威學者格奈斯學習，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週為他講解三次憲法。然後，在維也納大學，斯坦因教授為他講解了英、法、德政體的沿革。伊籐博文甚至為憲法問題向德皇威廉一世請教。回到日本之後，伊籐博文建議成立了起草憲法的專門機構，任命同樣崇尚德國憲法的井上毅為起草人。這是一個分步驟落實君主權力、限制政黨權力的國家體制的設計過程。在憲法實施之前，伊籐先期實行了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對於憲法的實施進行預熱，以適應制定憲法的需要。
確保絕對的皇權是伊籐博文立憲的指導思想。在伊籐博文看來，日本數千年的封建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歷史必須延續，如果強行割裂歷史，必定要引起動亂和人心的不安。在這一點上，伊籐博文與李鴻章的思想如出一轍。伊籐博文感慨日本沒有基督教那樣的宗教凝聚人心，只有皇室，才能成為社會運轉的機軸。為此，在伊籐博文設計的憲法中，天皇的大權是體制的核心。除憲法規定之外，伊籐博文還專門制定了皇位繼承、皇族名分和皇室財產的《皇家典範》，皇家事務超然於憲法、國務和議會之上。為制衡由政黨組成的眾議院，他設計了主要由天皇任命、不經民選的貴族院，權力凌駕於眾議院之上。這個七部七十六條組成的憲法，在第一章的十七條中就規定了天皇的絕對權力，確認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並擁有統帥軍隊以及對外宣戰等一切大權。與此同時，在臣民之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中，《憲法》宣佈日本人民有各種權利和自由。同時在貴族院裡強化維護皇權的屏障，發佈《華族令》，將維新以來的公卿、大名、神官、在朝的維新的大臣，按照公、侯、伯、子、男分為五等爵位，使他們成為新華族。
從總體上來說，伊籐的做法是相當智慧穩妥的，他是以一種平衡和妥協的方式，從法律上確立那些新興階層合法的政治地位，讓這個代表著活力的階層合法化。
一八八五年，伊籐博文提出官制改革，他提出，應該有一位總理大臣統領所有專任大臣，執掌政務，制衡議會。伊籐博文獲得了天皇的認可，出任日本歷史上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
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是明治天皇改國號的第二十個紀元節，東京飛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宮裡舉行了隆重的頒布憲法的儀式。這一天，距伊籐博文醞釀製定憲法那一年，已近十年，也就是說，伊籐博文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來打造國家的根本大法。伊籐的行為，真是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第一部憲法，它是對各種勢力的規範，也是對明治維新的一次總結。由於在此後的諸多事宜中，有一部《憲法》作為準則，日本政治既減少了皇室中個人的「隨意性」，也減少了來自民間各種勢力的干擾，並且賦予了伊籐放開手腳工作的權力，這也使憲法成為伊籐的「護法大神」。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化解了日本尖銳的社會矛盾。自此之後，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極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會生活中經常出現這樣一些場景：西服流行的同時，和服被當作最華麗的禮服保留了下來；酒吧多起來了，茶室依然是人們的精神淨地；西洋歌劇開始唱響，能劇和歌舞伎仍舊餘音裊裊；油畫開始絢麗奪目時，浮世繪照樣受人歡迎，並且很快發展成世界繪畫中的一大流派。
顯然，與李鴻章相比，伊籐全力架構的「根本大法」，是他的過人之處。日本社會的平穩過渡，應該歸功於伊籐博文這個舵手。從伊籐的理解力和知識結構來看，要比李鴻章高好幾個層次。伊籐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思想宏偉、視野寬廣、性格開放的政治家，他的遠見卓識、料事如神都是舊知識系統的李鴻章所遠遠不及的。伊籐博文不僅對於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