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我們不妨假設一回。如果命運女神真正垂青東方這塊土地的話，也許，李鴻章就能成功了。
說這話是有理由的。如果歷史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一直平平緩緩發展，沒有出現大波瀾的話，那麼李鴻章「始作俑」的洋務運動必然會成氣候，而且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經濟和近代化的進程。這樣的進程發展到一定規模，又會帶動相關領域，譬如政治、文化、社會、教育、民風等各方面的發展。這樣，洋務運動所體現的，就不僅僅是它技術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會以一種示範的作用來帶動整個社會，由洋務運動散開廣泛的力量，慢慢推動民間和上層的改變。於是，當民間和市場形成一定氣候的時候，那種加速度的效應必將來臨，那時，韜光養晦的李鴻章也許會迎來一飛沖天的時候。
但李鴻章偏偏就被甲午戰爭撞上了，可以說，甲午戰爭撞碎了李鴻章的強國夢，將他的努力付之東流，也使他的整個人生乾坤顛倒，墜入深淵。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謂如日中天，他不僅擔任直隸總督，而且還兼任北洋水師的總管。他擁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親信爪牙。並且，李鴻章還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當時清國的外交，與總理衙門「分庭抗禮」形成「兩個外交部」，形成當時清國政壇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駐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總理衙門，也送給李鴻章。李鴻章可以不經咨照總理衙門而直接向駐外公使發出指示。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影響力、朝廷的寵信程度等，在當時的漢族大臣中，可以說無出其右。當然，更重要的，是李鴻章所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洋務運動，也初見成效，並在各方面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動力。
但歷史顯然沒有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和願望的方向發展，命運狠狠地將一個爛柿子擲向了李鴻章。陰差陽錯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遠的島國日本，在最關鍵的時候捅了清國致命的一刀。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衝擊的，不僅是幅員遼闊的中國。它給島國日本帶來的，同樣有巨大的衝擊波。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給日本造成的衝擊要遠遠大於中國。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日本引起的震盪是舉國性的。對於島國日本來說，幾千年來，一直都以不遠的中國為榜樣，中國一直是日本的老師，也是世界的中心，但這樣一個強大無比的國家，竟然輕而易舉地被西方打敗。這樣的感覺，就像一個孩童心中力大無窮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個外來人輕易擊倒—轟然倒塌聲中，那種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徹底的。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散落在太平洋的島嶼之國與中國一衣帶水，在歷史與文化上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地理環境對於民族性格的影響來說，這個一直被汪洋包圍著的民族在內心深處一直埋藏著島嶼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識，他們一直有著尋找歸宿的靠岸心態。這種天生的陸地意識和求生感，決定了居住在島嶼上的人們必然要向外擴張，並為此進行瘋狂的努力；也決定了他們具有高度的警覺和攻擊性，他們能迅速察覺恐懼的存在，然後，一旦意識到危險時，便會如野獸般一躍而起，先下手為強展開攻擊。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當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准將率四艘海軍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港通商時，日本沒有進行抵抗。他們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實力相差太大了，抵抗無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從中國鴉片戰爭中吸取了教訓。幾天後，日本允許美國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員浦賀奉行以總督的名義接受了佩裡遞交的以藍色天鵝絨包著的國書。
黑船的到來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動。不久，佩裡再一次率領艦隊來日本。一八五四年三月，日本幕府幾乎全部接受佩裡提出的要求，簽署了日本與美利堅合眾國的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兩處港口，向美國人提供淡水、糧食和煤炭；親善條約還規定了最惠國條款，承認美國在下田駐領事的權利。隨後幾年，俄國、荷蘭等國也相繼同日本締結了親善條約。日本鎖國的大門徹底被西方列強打開。
國門大開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與改革。武士們以王政復古的名義推翻了在日本歷史上持續六百年的幕府，扶持剛剛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圖強大幕的總綱領。從此，日本進入明治時代，決意向西方學習，對日本實行全面改革。一八七一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團從橫濱港出發，前往歐美各國考察，代表團中包括四十九名明治高官，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為了支撐這次龐大的出行，成立剛剛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這支龐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團共考察了歐美十二個國家，共花了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在此之後，寫下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報告。這個團隊規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員級別之高，出訪時間之長，在日本乃至亞洲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交往歷史上，都可以稱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進在陌生的西方列國之中，這支日本政府團就像一塊乾燥的海綿一樣，拚命地吸收著發達國家的營養。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各國的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的結構和方式，都使他們著魔。這支日本代表團的工作重點就是調查和研究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討將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節團到達美國後，由伊籐博文起草的工作要點中有這樣一句話，集中體現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初衷：「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業，盡皆超絕東洋。由之，移開明之風於我國，特使我國國民起速進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國，日本使節團似乎找尋到了自己國家發展的模式。剛剛完成國家統一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歡迎日本使團的宴會上實話實說：如今世界各國，雖然都說要以禮儀相交，但那畢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裡實際上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這段帶有囂張氣焰的大實話讓日本人茅塞頓開。他們不僅認同了俾斯麥的強權政治說，也醉心於德國的發展模式，那就是由國家來主導工業化的進程，以國家的力量來推動本國各方面的進步。同時，他們也在內心當中認可了一種方向，那就是軍國主義的擴張國策。
從溯源的角度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比清國的洋務運動要整整晚八個年頭。當清國在八年之後仍是羞羞澀澀地推行洋務運動的時候，彼岸的日本一開始，就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把這場快速蛻變定位為脫胎換骨。
為了迎合西方文明，顯示日本的開化，明治政府耗資十八萬日元，費時三年，在東京修起了一座洋樓—「鹿鳴館」，作為接待外國客人的迎賓館。從一定意義上說，「鹿鳴館」像一個晴雨表一樣，向日本國民傳達著一種信號。明治政府的達官貴人和外國官員經常在這裡大擺酒宴，舉辦各種西式晚會。在這裡，首相伊籐博文更像一個政治明星一樣，經常在這裡舉行大規模的化裝舞會，鬧得滿城風雨。不僅如此，為了向民眾傳達徹底西化的信號，並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籐還經常往教堂裡跑，以示對於西方宗教的熱愛。伊籐做這一切，就是向社會傳達著一種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國準備「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後，日本與清朝洋務運動採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業化。顯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動也更迅捷。當清朝的士大夫階層慷慨陳詞地爭論購買西方「奇技淫巧」的機器會傷害民生，修鐵路會損傷地脈的時候，明治政府已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外國專家、技術和設備了。僅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五年間，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國專家人數就達到了二千四百九十七人，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清國。明治政府給予外國專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過本國的高級官員。就這樣，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遠遠超過了清國，如果說清國的現代化像一艘碩大的貨輪喘著粗氣在淺灘中航行的話，那麼，日本的改良則像一艘迅速的軍艦一樣早已進入深水區。經過廿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已迅速成為令世界刮目的新興國家。
經過近代化的工業浪潮，日本像一頭吃飽了食物的狼一樣，變得茁壯強大起來。第一時間裡，俾斯麥強權政治的話語便如錄音機一樣在他們腦海裡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標對準了不遠處身患病症的清國，在新興的日本國看來，這個病入膏肓的東方大國已不可救藥，與其讓西方列強慢慢蠶食，還不如先下手為強，吃了這個獵物來壯大自己。貪婪的島國開始覬覦著，尋找著攻擊的時機。依舊迷糊的清朝仍惺忪著眼，對身邊的這個小國不屑一顧。清朝的傲慢越發激發了這個小國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劇了日本的進攻慾望。
一八七四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後，日本痛感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將無法使自己在遠東處於領導地位。正因如此，日本舉國開始發展海軍，他們向英國訂購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艘軍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