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在看待歷史人物的業績時，最喜歡注重他們富有戲劇性的、充滿詩意的時刻，這是最容易的觀察方式。其實，所有具有歷史意義的業績，都經過了孜孜不倦的長期準備以及通向成功的種種堅忍不拔的努力，經過思想上、行動上、組織上的苦心孤詣，而這些，一般來說，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李鴻章，有誰注意這個人在洋務運動中所花費的精力和時間，以及汗牛充棟龐雜無比的細枝末節呢？從正在編撰的《李鴻章全集》來看，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李鴻章浩如煙海的書信和奏摺：奏稿包括貼黃一千五百萬—一千六百萬字，函稿六百餘萬字，電稿三百萬字，詩文一百萬字，全集總目錄一百餘萬字，總計約二千五百萬—二千六百萬字。這些，都堪稱歷史上個人文集之冠。而李鴻章的書信和奏摺，有很多，都是在晚年辦洋務時寫下的。在那些信札和奏摺中，既有對於洋務運動的總體構想，進程中的深思熟慮，也有遇到困難時的想方設法，以及遭遇阻力時的無奈和鬱悶—在給友人和家人的書信中，李鴻章經常在信中用合肥土話狠狠地罵人，以發洩自己內心積淤的怒氣。
李鴻章應該算是清朝「思想解放」的先驅者。在繁忙的事務當中，李鴻章一直堅持著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和學習，對於這樣的一個身居高位的官員，這一點，應該是相當不易的。一有時間，李鴻章就閱讀一些西方的著作，並且對於西方社會的變革進行著思考。他曾經說：「阿（亞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說為無可疑，即據之以推新理，故其學不及貝（培根）氏。」褒揚培根，貶抑亞里士多德，無非是他反對泥古，渴望從實際出發研究新事物成為一代新風的求變心理的折射。他渴望有中西哲學和各項學術融合的新的文化誕生。
那段時間，李鴻章在與友人的信當中寫道：「書生們空談誤國，實在可歎，外國猖獗到了這個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國家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啊！」李鴻章大聲疾呼：在目前形勢下，對外，我們必須與洋人和睦相處；對內，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制度。如果我們繼續保守而不求任何改變，全體國民將日益退步和衰弱。……當今所有外國都在實行一個接一個的改革，每天都在進步，猶如升騰的蒸氣機。唯我中國竟如此小心地維護傳統制度，即使中國亡了，保守派也不會感到痛惜。天啊，人啊！我們怎樣才能明白其中緣由呢？……西方人特別依仗他們的槍、炮和蒸汽船的優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躪中國。……生在今日卻依然說「抵制蠻夷」和「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土」，簡直是膚淺而荒謬的空話。……沒有武器和技術，我們怎能哪怕過一天安寧日子？自強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能做的事和接受他們依靠的東西。（李鴻章《復王壬秋山長》；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可以看出的是，李鴻章推進洋務運動時，雖然不排除個人利益的成分，但他的總體願望，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繁榮富強。李鴻章看到了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因為科技和文化的薄弱所造成的。李鴻章討厭空談誤國，希望通過集腋成裘腳踏實地的努力，以求得中國一點一滴的改變。正因為這樣的想法，李鴻章決心在有生之年踏踏實實地做點實事，以自己的力量推動龐大的中國有所改變。
一八六○年以後，李鴻章開始有計劃地進行他的洋務運動了。起初，這樣的行為，源於「同治中興」的背景。一八六一年咸豐皇帝逝世，同治皇帝即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開始了自強運動。從一八六二到一八七五年，朝廷頒布了一系列詔書，要求地方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絕大多數地方，既沒有理解力，也沒有行動力，只是做做樣子，敷衍了事。只有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一批地方大臣，算是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情。
李鴻章辦理洋務運動的初衷是什麼呢？從表面看，李鴻章的目的是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實大清的軍事力量。所謂的「洋務」，實際上就是「西方事物」。李鴻章就是想通過這場運動切實地學習洋人先進的科學技術。洋務運動是以技術入手的，這是表面，但在深層次上，李鴻章也看到了清朝制度和文化的弊端，而這種文化和制度，都不具有競爭性。
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李鴻章把學習和模仿西方作為救國的急務，「如泰西各國皆起於彈丸之地，創造各樣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國在五大洲中自古稱最強大，今乃為小邦所輕視，練兵、製品、購船諸事，師彼之長，去我之短，及今為之而已遲矣！若再因循不辦，或旋作旋輟，後患殆不忍言！」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改良和建設的國際環境，以外部環境的平靜來自強不息。李鴻章想從古代來找尋相應的歷史經驗：「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為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在這裡，李鴻章已把自己的洋務運動，等同於歷史上的商鞅、王安石變法了，這樣的想法也讓他意識到自己隨時可能遭受到的懲罰；同時，李鴻章也想以自己的智慧，盡量地避免失敗，以追求這種史無前例的成功。
在當時，李鴻章洋務運動聲勢弄得很大。現在看起來，李鴻章的這些行動，看起來大包大辦，同時，也似東一鎯頭西一棒，缺乏系統性。這樣的情形，也怪不得李鴻章，李鴻章當時所想的，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點，至於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李鴻章已顧不了那麼多了。草創時期，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不可能有那麼周密的計劃。並且，李鴻章事無鉅細，都得自己親力親為，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執行力非常羸弱的制度。他只能通過自己身體力行的方式來做點事。這也怪不得李鴻章事必躬親，在當時的那種狀況下，以一般人的理解力，是肯定無法完成一些事情的。也正如此，大量繁瑣的事務壓在了李鴻章身上，在層層疊疊煙鎖霧繞的關係與事務當中，李鴻章變得沉默寡言了，也變得焦慮了。雖然李鴻章在表面上一直舉重若輕，但在內心當中，李鴻章一直是承擔著巨大的壓力的。更多的時候，李鴻章總是沉靜無語，對待一些事情「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李鴻章就是這樣開始了洋務運動。從整體上來說，李鴻章一直不算是一個思想家，他只能算是一個踏踏實實做事的人。雖然李鴻章一直有著自己的思想，但他的思想並沒有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對於社會的發展以及整個人類思想的進程顯然缺乏系統的認知，他的世界觀尚沒有形成完整的系統，也並沒有將自己的思想整理得嚴絲合縫。李鴻章所要做的，就是在別人爭論和探討的時候一個人不聲不響地挪動著腳步，低調地做自己的事。這一點無疑是李鴻章的聰明之處。對於當時的狀況而言，在眾多問題上，並不適合爭論，也不太適合大張旗鼓。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看得很透，在不少大臣民眾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或者在後期一些人們叫喊全盤西化的時候。李鴻章表現得就像一個商人，只是默不作聲地做著自己的「轉口貿易」，從技術入手，做一些力所能竭的事情。對李鴻章來說，已來不及想像由技術而引起的一系列變故的後果了，他最想解決的當務之急，就是首先要能從軍事上抗衡西方列強，保全自己的國家，避免受列強的瓜分。在這一點上，李鴻章既算是鼠目寸光，也算是實事求是。李鴻章就這樣走了一條最捷徑的路，走得義無反顧。可以說，李鴻章洋務思想也是在他不斷地摸索中趨於成熟的，雖然李鴻章的整個洋務思想體系並不完整，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
李鴻章在諸多事務上表現了他實在而精明的一面。曾經的草根經驗讓這個江淮書生遠離迂腐的思維方式，也讓他形成了準確的判斷力。李鴻章要的，就是那種最基本的實效。當一個事物變得不甚清晰的時候，李鴻章便用最簡單的利益得失來判斷事物的價值。這種最基本的判斷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實並且切實可行的。比如，在開放通商口岸的問題上，當時清政府和列強為此唇焦舌痺，甚至不惜兵戎相見，而李鴻章的看法顯然要豁達得多：「人皆震驚於添口之多……西洋各國到處準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李鴻章是主張更多開放通商口岸的，在當時，一個朝廷大臣能這樣實事求是地表達出反面意見，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當膽略的。
在李鴻章看來，這個泱泱大國肯定是患上了重病。雖然李鴻章不算是一個優秀的醫生，不能診斷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碼看到了這個大國表面的膿腫。在李鴻章眼中，這個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藥的，也不能用手術刀，只能局部進行調理，或者用點補藥使他變得強壯起來。李鴻章尋找到的一條路徑是，從模仿開始，尋求改變，只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以這種初衷所倡導的洋務運動，完全可以看作是這個東方帝國的一次內部修煉，是一場高舉招幡的借屍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