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命運總是因一些人或者一些事而改變。人與事，在冥冥之中，都可以互相充當背景的。李鴻章也不例外。就事物來說，太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庚子戰爭以及晚清諸多事件都可以充當他的人生背景；就人而言，有一個人可以成為他一生的背景，在他命運的航行中充當風帆的作用。這個人是一個湖南人，他的名字叫曾國藩。
有一種評價幾乎已成公認了，那就是說李鴻章之於曾國藩，就像管仲之於鮑叔牙，韓信之於蕭何。曾國藩與李鴻章都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梟雄。他們亦師亦友，相濡以沫。論學問人格，當時無出曾國藩其右者；論人情練達，處事敏銳，李鴻章又可算是首屈一指。曾國藩應該說是對李鴻章一輩子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曾國藩逝世時，李鴻章接受了替曾國藩撰寫碑文的任務，他在與友人的信中說：「謀國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牘私函，無一欺飾語……中流失柱，滔滔如何？……一朝仙去，不復歸來，為公為私，肝腸寸裂！兄本為擬文哭之，無如一字落墨，淚寄千行……」又從千里之外送來輓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這樣的評價，對曾國藩來說，是非常合適的；而對李鴻章來說，也是說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在李鴻章的《入都》組詩中，有一首詩，用來闡述後來與曾國藩的情誼與緣分倒頗貼切：
桑於河上白雲橫，惟冀雙親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課讀，負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節，千里家書促遠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間烏鳥慰私情。
曾國藩一八一一年生，比李鴻章大十二歲，同屬羊。曾國藩與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同一年的進士，也是朋友。在輩分上，曾國藩算是李的長輩。李文安雖然資質平平忠厚老實，但他卻慧眼識人，他知道曾國藩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在京時便有意跟曾國藩交好。李鴻章到了京城順利考中舉人後，時任刑部郎中的李文安便有意識地帶李鴻章拜見一些在京城的安徽籍顯赫，比如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這種經歷，在李鴻章的《入都》詩當中，同樣有提及：「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李鴻章果然應驗了他的初衷。然後，李文安又帶著李鴻章去拜見曾國藩，讓曾對李鴻章進行教誨和照顧。當時，曾國藩正患肺病，暫居城南報國寺養病，閒暇之餘常與經學家劉傳瑩等坐而論道。這座又名慈仁寺的著名寺院，曾是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的棲居所，住在這裡，曾國藩有意感覺一下顧炎武曾經的氣場。曾國藩一直有著大儒之風，面對內憂外患，他常常以顧亭林自喻。曾國藩畢生所考慮的，是在亂世之中，在西方文化與科技的強烈衝擊下，如何推動有著千年歷史的儒學向前發展。後來，曾國藩曾經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一學，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
氣味相投的人必定是惺惺相惜的。曾國藩與李鴻章即是如此。在北京，當曾國藩第一眼見到李鴻章時，慣於察人的曾國藩見李鴻章身材修長、五官俊美，言談儒雅、舉止倜儻，更兼有一般人不具備的乖覺和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心中很是喜歡。在讀到李鴻章遞上來的詩文後，曾國藩更是「大愛之」，料定李鴻章今後必定是一個經天緯地之才。自此之後，李鴻章就經常來曾國藩所居的報國寺走動了。一八四五年，李鴻章參加乙未恩科會試，恰巧是曾國藩出任本科會試的考官之一。雖然李鴻章此次會試落第未果，但其詩文和才學卻博得了曾國藩的青睞。曾國藩後來曾對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說：「你的弟弟少荃，乙未那一年，我就知道其才可以大用了。」隨後，李鴻章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國藩門下。在此後的日子裡，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李鴻章在這一時期受曾國藩的影響，一在於詩文詞章，兼及治學方法；二是講求經世義理之學。兩年後，李鴻章如願以償考中了進士，位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試後授翰林院庶吉士。捷報傳來，曾國藩非常高興，他將李鴻章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是科的主考官為潘世恩，副主考為杜受田、朱鳳標、福濟，房師（相當於今天的班主任）為孫鏘鳴。潘世恩出身徽商，是蘇南世家，也算是李鴻章的老鄉。這些鄉情師徒關係，對於李鴻章日後勢力的增強，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說到李鴻章的中進士，還有一則故事：李鴻章在丁未科考中進士同年中，與沈葆楨同門同房，關係最為親近。兩人經歷各不相同，交情卻絕非一般。李鴻章考試時的房師孫鏘鳴，也是當時的名士。丁未科雖然人才濟濟，但他這一房只考中了李鴻章和沈葆楨兩人，不由得牢騷滿腹。孫鏘鳴鄉試中舉時的恩師是大學士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親。孫鏘鳴鬱悶地跟翁心存談起自己的心事，翁心存對孫鏘鳴說：「你先不要發牢騷，把這兩個學生帶來讓我看看。」於是李、沈二人在孫鏘鳴的帶領下，前往拜見了這位太老師。翁心存非常善於「風鑒之術」，他首先上上下下打量了李鴻章幾眼，就大驚失色地說道：「此人將來的功業在我輩以上。」接著又看了看沈葆楨，又說：「這將來也是一個名臣。你這一房考中的人雖少，但有了這兩個，還有什麼可遺憾的！」這是夏敬觀在《學山詩話》裡繪聲繪色描述的一段。
曾國藩奉命回鄉組織民團抗擊太平軍，曾國藩和李鴻章算是暫別了數年。曾、李二人，此時雖然天各一方，但曾國藩一直忘不了關照這位愛徒。李鴻章隨呂賢基剛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詢問李鴻章的情況。不久，曾國藩幾次致函呂賢基以及安徽巡撫江忠源，推薦李鴻章的才幹，並讓他們多多關照李鴻章。曾國藩還給李鴻章寫過一封很重要的親筆信，傳授自己帶兵的心得，提出兵家注意的大忌就是「敗不相救」。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太平軍再克廬州，李鴻章無處容身，於是攜家眷輾轉流離，打了幾場浪仗之後，南下江西南昌，投奔為湘軍辦理糧草的胞兄李瀚章。廬州失守的當天，李鴻章還給恩師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對自己辦團練六年、一無所成而深感慚愧，也表達了自己投奔湘軍的意願。
李鴻章到了南昌之後，又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投奔的願望。曾國藩收到這封信後，立即「奉上菲資三百金」，給李氏兄弟作為安家之資，同時回了一信，讓李鴻章速來建昌湘軍大營。於是，李鴻章在南昌稍稍安頓後，便去了曾國藩處，當了曾國藩的幕僚。這也意味著，李鴻章的人生道路真正起步。
可以公認的一點是，李鴻章在曾國藩部任幕僚的那些年，應該是李鴻章受益和改變最多的幾年。李鴻章在曾國藩的大營裡那幾年，也是他冶煉自己性格的幾年。對李鴻章來說，曾國藩是過來人，過來人當然清楚曾經的張揚、傲氣、才情和弱點。在曾國藩看來，安徽的團練辦得一團糟，李鴻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帶到湘軍中來，必須先在他的身邊學習一段時間再說。出於這樣的考慮，曾國藩沒有讓李鴻章獨當一面，而是讓李鴻章一直跟隨他的左右。對於李鴻章，曾國藩深知他年輕氣盛，急功近利，常常給他潑點冷水。曾國藩常常告誡李鴻章，高官厚祿乃是天命所定，並非人力所能強求。曾國藩還想用日常生活的一些準則來約束李鴻章的言行。曾國藩每天黎明即起，招呼全體幕僚一起吃早飯，邊吃飯邊議論形勢，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了。李鴻章的習慣正好相反，他是一個典型的夜貓子，每到晚上，便生龍活虎；早晨則睡懶覺不起床。每一次早會李鴻章總是懵懵懂懂，甚至經常找理由不參加這樣的會議。
有一天，李鴻章誑稱頭疼，不想參加早會，可曾國藩不依不饒，一次次派人來叫，說是「人不到齊不開飯」。李鴻章見老師真的生氣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蹌跑過去。坐下之後，曾國藩鐵青著臉一句話都沒說，直到吃完後，才衝著李鴻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耳！」說完拔腿就走，李鴻章獃獃地站立在那兒，尷尬了好一陣子。
作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軍大營，李鴻章不免會感到孤單，感到受排擠。李鴻章當時最怕面對的一個人就是左宗棠了。左宗棠為人狂傲，在曾國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稱呼他人從來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對曾國藩，也以「滌生」稱呼。有一次，曾國藩與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種文字遊戲，將各人的姓名列入詩中，自得其樂。曾國藩先出上聯：「季子自鳴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巧妙地將「左季高」三字嵌入聯中。誰想左宗棠對出的下聯卻是：「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將「曾國藩」大名三字納入了。以字相稱，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卻直呼其名，就有點不恭了。因為是遊戲，曾國藩也不好說什麼。左宗棠對曾國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來的後生李鴻章在這樣的局面中，肯定會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