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來，所有的緣起似乎都是因為鴉片。
歷史進入了十九世紀，或許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從植物當中提取出來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動。在這裡，鴉片是一個偶然，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必然。這樣的鴉片就如同伊甸園的那個蘋果一樣，具有的，是與世界相當的意義。世界並不完全是空間意義上的，它更多體現的，是時間上的。蘋果在必須出現的時間出現，在必須出現的地點出現，並且以一種魔幻的方式，與世界和人類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同樣，鴉片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所具有的意義也是如此—這種從最美麗的花朵的果實當中提煉出來的東西，在更大程度上，與那隻蘋果一樣，它具有著符號的意義，它所代表的，是那種逃避不了的宿命意義。
東西方最早的撞擊，是由於彼此精華的互相誘惑導致的。比如絲綢，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這些東西，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神秘色彩的。比如說絲綢，它是由那種軟綿綿的蟲子吐出的絲織成的，這樣的過程本身就有點匪夷所思，像一個童話，或者如一個寓言，或者乾脆像是一種幻變—那種奇特的、牽涉到人類諸多本質疑惑的幻變。瓷器呢，同樣具有的，也是脫胎換骨的意義，那彷彿是泥土的鳳凰涅槃—最骯髒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經過烈火的焚燒之後，竟有著最潔淨的品質，就像一個最下層的農夫生就了最美麗、最冰清玉潔的公主。至於香料，與絲綢與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準確的名詞，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卻又無可奈何。它同樣具有謎一般的意義，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義，它所能給人的啟迪以及迷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絲綢和瓷器。它是那樣的複雜，那樣的生動，同時又具有無限的蠱惑力，讓人們費思量，卻難忘。
在鴉片進入中國之前，古老的東方帝國已經達到了在農業社會狀態下的自我平衡，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國度是缺乏具體的目標和追求的，雖然從表面上看，以儒學為主的文明有著大同世界的目標，但這樣的目標並沒有具體化，也很難實踐化。千年不變的男耕女織，千年不變的春種秋收，千年不變的天朝上國，還有千年不變的之乎者也禮義綱常，使得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樣，細膩而迷人：靠灌溉而生產的稻米產量總是很高；鹽的分配和五穀口糧相搭配；大糞便溺足夠用來澆菜；人吃過的泔水可以養豬；堤壩防止水災；政府的糧倉保住了災荒賑恤；保甲制度自動地保障鄰里公安；家族成員之際，各自履行相互周濟安全的義務；農耕以各家各戶為單元進行，每一家，都由一個家長說了算，「三綱五常」的教育使每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每個家庭對國家的義務，都謹守不悖；科舉考試則給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統教養，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實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減少了攀親引故的弊病……這個東方古國就像一架古老的農耕機械一樣，龐大而周密，雖然在運轉過程中並不絕對合理，但是它總是顯得有條不紊，胸有成竹。
這個龐大的農耕機械看起來穩固無比，但在它的內部，並不是天衣無縫的。最切實的危機，是社會生機勃勃的成長和呆板笨重的結構體制之間的摩擦。這樣的內在牴觸，形成了中國社會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啞謎。對於統治者來說，絕對的王權才是國家政權的真正目標，至於其他的，包括社會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精神的解脫，都屬於混沌狀態。這樣的混沌，在很長時間裡造成了社會發展以及智力創造上的停滯和靜止。在這個時候，鴉片的出現，使得這個國家的薄弱之處充分地暴露出來。這個精巧的制度和社會在遭受到西方毫無道理的衝擊之後，就像一個瓷器一樣摔在地上……鴉片的出現完全是一種機緣，那是所有的因緣發展到一定階段，或者生命運行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產物，就如同我們現時的電腦信息的興起。直到今天，仍有人固執地認為，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發明的，而是風生水起，應運而生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方的香料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迷幻，也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覺醒。在此之前，歐洲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來掩飾生活的單調和無聊。因為嚴謹和刻板，以及對於自身慾望的忽略，他們的生活遠不像東方人那樣富有詩情畫意；他們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單調而缺乏情趣，也離自然很遠。這時候來自東方的胡椒、桂皮、乾肉豆蔻花的進入，使得歐洲中世紀粗劣不堪的習慣遭受到新鮮的刺激，彷彿突然打開一個窗口，有一束光劃破漫漫的黑夜。香料的主要功能是為儲藏，而另一些功能，比如咖啡，比如罌粟，以及能激盪起色慾和迷幻的麝香、龍涎香、樟腦、珍貴的樹膠脂，等等，對歐洲人所引起的誘惑幾乎是致命的，它們改變了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也改變了歐洲人的習性。歐洲人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這些極富有魅力的物品都產自於東方，而留給歐洲的，都是些平常與平庸的東西，比如土豆，比如牛羊。這樣的方式如同神奇的天方夜譚故事，激起歐洲一片春意。當然，這些都是早先的事情。那時在西方人的眼中，東方的一切都因其偏遠、稀有、富有異國情調，也許還因其昂貴，而在歐洲贏得了一種影響強烈的、催眠的魅力。沒有任何商品能像香料那樣受到人們如此強烈的貪求，東方的這些花、香以魔幻的方式把歐洲的靈魂給熏倒了。
歷史發展到十八世紀，東方與西方像漂流在大洋中的兩大板塊一樣，不可避免地相撞了。在此之前，世界的力量已經悄悄地向西方聚集，歐洲文藝復興以及稍後的宗教改革，似乎從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人類所面臨的初級困惑，也指明了人類自身的方向。人類的思想在經過長長的跋涉之後轉而變得深邃起來。這樣的清晰，對於人類自身來說，就像是第二次直立行走，是思想和人格的直立行走。與此同時，由新興思想所產生的動力正在勃發，人們開始了對自身以及自身環境的挑戰，力求把一切不可能變成可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十七世紀的大航海運動興起，人類文明開始邁開大步。大航海所產生的接二連三的效應，使得歐洲墜入集體的狂歡，列強們的胃口像獅子一樣被調動起來。時間也撒開雙蹄，一下子變得突飛猛進起來。
初始，哥倫布的成功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驚異，繼而爆發了一陣古老世界從未有過的冒險狂潮，每一個人都湧動因幾個世紀封閉所積蓄的狂熱，人人都想突破自己狹小的生活範圍。在歐洲，那些對自己工作和生活不滿意的人，自感落伍並焦急彷徨的人，還有荷爾蒙旺盛的士兵、失落的軍官、落魄的豪紳、身處底層的黑人，他們全都希望到新世界去沐浴陽光雨露。短短的一百年中，歐洲的航海成就不只是翻了一百倍，而是翻了一千倍。與此同時，地理學、天文學和地圖學在這段時間內也經歷了空前絕後的前進速度。人們終於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星球之上，明白了地球的形狀和範圍，也明白了在廣袤的地球上，還有很多地方是文明的空白。這種對身處世界的茅塞頓開，一下子勾起了歐洲人史無前例的征服慾望。
而在東方，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生活仍舊是按照原來的節奏不緊不慢地踱著方步。從對於時間的認識上，就可以看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在東方人眼中，時間一直是一個圓，循環往復，週而復始，速度並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只會增加輪迴的次數。東方人從不會產生時間上的緊迫感，並且，對於時間，也缺乏認知的精確性。在中國，一天分為十二段，每段之中，是比較模糊的，就像一個圓被分成了十二部分。而在西方看來，時間是直線的，也應該是精確的，它可以精確到時、分、秒。因為對時間的模糊和漠然，在東方人看來，自己生活的地方有著充足的陽光、雨水以及糧食，就已經足夠，他們一直沒有貪婪的慾望，一直滿足，一直自得，他們就像植物一樣，平穩地按照自己的傳統和習慣生長著。按照西方歷史學家的說法，直到一七○○年，當時的東方大國，它的物質生活在世界上還是最好的，從東方流向西方的各種發明，要比從西方流向中國的各種發明多得多，所以在馬可．波羅等人的眼中，東方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地方。但從明朝中期以後，西方商業興盛，城市發展領先，在科技、商業、文化、制度等方面後來居上，尤其是航海業的突飛猛進，不僅僅帶動了商業的發展，更使得人們在科技、文化、世界觀以及自信心上突飛猛進。對於此時的西方來說，在很多層面上已經與溫柔敦厚的東方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了。
西方大航海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西方商人乘船來到了中國的沿海地區，開始貿易，也開始掠奪。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佔據著與中國進行貿易的主流；到了十七世紀，新興的荷蘭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成為海上霸主，在亞洲，他們佔據了台灣和雅加達進行貿易；而到了十八世紀，英國人取代了荷蘭人，張開了更貪婪的大嘴。
西方勢力就這樣在不經意中向東方積極地滲透。在這種格局下，東方處於明處，西方處於暗處。西方慢慢熟悉東方的一切，熟悉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