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曾國藩的人生目標來說，他並不想做一個「神」。在他的一生中，他只是想做一個尋神者，一個能找到「神」的人，一個按照「理」來做人做事的人。只有擁有「規矩」，曾國藩才會有一種安全感，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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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國藩的一生中，軍旅生涯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章，從一八五三年組織湘軍開始算起，直至一八六八年剿捻中途退出，這十六年左右的時間，在曾國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意義上，都應該佔據相當大的比重。如果把一個人的經歷當作是個人自我冶煉最重要因素的話，那麼，曾國藩長達十多年的戰爭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昇華的重要條件，也可以看作曾國藩對於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僅艱苦而決絕，也富有某種神示的意義。實際上不僅僅是曾國藩，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樣的撲朔迷離，不可知曉。在它的背後，有一種力量在推動——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命運，成就了一個真正的曾國藩——它不僅造就了曾國藩豐富無比的閱歷，也使得曾國藩的人格趨於完整。命運使曾國藩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在晚清那個支離破碎的年代裡，閃爍著最後的光華。
十六年的戰鬥生涯，帶給曾國藩的有三樣，那就是：卓越的功勳、糟糕的身體以及幾近消極的人生看法。一個人內心巨大的Ｕ形彎，對於旁觀者來說，一般是很難覺察到的。對於曾國藩來說，這個一直注重於觀察自己內心的人，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直能清晰地體驗到自己巨大而細微的變化，也能充分領略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和歡樂。這個文化符號本身所感受的，遠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完美，也不是輕易的嬗變。可以說，他能夠感受到命運賜予歡樂的，只有極短的一段時間，而在更多的時候，他只能感受冥冥之中傳達的無言的信號，一直細若遊絲地向他昭示什麼。在更多時間裡，為了追尋這個信號，他在內心當中表現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內心拱動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澀。尤其是在戰爭歲月中，當浴血已成為一種不得不經歷的過程，或者戰爭徹底地墮落為殺戮和血腥時，曾國藩一直隱忍著巨大的內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種迷障，他感受不到實現理想的巨大快樂，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該擁有的幸福。在更多的時候，困惑和不解包裹著他，使得他輕而易舉墜入憂傷的迷霧，跟失望糾纏在一起。甚至，伴隨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這樣的感覺，讓他從未意識到一種幸福，他只能遠遠地注視著幸福，卻不能擁抱和保住幸福。
儘管如此，長時間慘烈的戰爭生涯對於曾國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道，就是這樣無是無非。可以說，如果沒有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曾國藩。這場慘烈的戰爭對於曾國藩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如果沒有這場戰爭，也許曾國藩只會成為一個學問不錯的朝中閣老，一個自以為是的諫臣。戰爭讓曾國藩陷入徹底的憂鬱。雖然戰爭讓曾國藩功成名就，但那種更多來自於內心的淒涼佔據了他。曾國藩這時候憂慮的，已不僅僅是清朝那個搖搖欲墜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為人類本身的弱點和凶險感到悲愴了。
現在，金陵攻克了，曾國藩在經歷短暫的狂喜之後，又陷入了新的問題，來自於內心，也來自於外部的變化。實際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就憑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身邊的危險。已經有一種力量在悄然對立了，而且，這種力量非常陰險，也非常強大。一八六四年七月初，金陵還沒有攻克，河南巡撫張之萬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練兵摺》，建議朝廷裁削湘軍。這個見風使舵的傢伙，當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會向曾國藩射出一支毒箭。對於張之萬之流的態度，曾國藩並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一切正常不過。曾國藩關心的，只是朝廷的態度。朝廷的態度讓曾國藩心裡一緊——批覆竟然是認為此議實為目前要務，令各督撫妥善辦理兵勇回家。曾國藩知道朝廷在這方面已經有所警覺了。
這個時候，曾國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除了曾國藩任兩江總督之外，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後任命的湘系督撫還有：兩廣總督毛鴻賓、直隸總督劉長佑、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岳斌，廣東巡撫郭嵩燾、江蘇巡撫李鴻章、安徽巡撫唐訓方、陝西巡撫劉蓉、山東巡撫閻敬銘、浙江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惲世臨。這些湘系的棟樑，再加上早期曾擔任督撫的胡林翼、駱秉章、羅遵殿、嚴樹森、李續宜、沈葆楨、彭玉麟、田興恕、江忠義等人，可以說，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個湘軍將帥出任總督、巡撫之職。他們手執重兵，權傾朝野，尤其是人馬，曾國藩的直轄部隊近二十萬，李鴻章的淮軍七萬餘人，左宗棠的楚軍四萬人，沈葆楨的部隊一萬人，這樣，再加上劉長佑等人的部隊，總數應該在三十萬人以上。而這時候所有的綠營和八旗加起來，也只不過七十萬人左右，而且，他們的戰鬥力根本無法跟湘系相比。曾國藩想起這樣的格局，心裡就覺得惶恐不安。
曾國藩是清楚知道自己處境的。但即使如此，他還是沒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大臣們，對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曾國藩從來就對自己有著清晰定位。身為一個漢人，曾國藩從不認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畢竟，這是一個滿人的政權，也是一個以血緣關係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為一個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會讓那些怯懦的滿人忌諱的。不僅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還享有很高的威望，這就更讓他們提心吊膽了。早在一八六一年十月，當宮廷政變的消息傳來，曾國藩已經感到寢食不安了，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自己的「權太重，位太高，虛望之隆，悚愧之至」。因此，「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況且朝廷現在由孤兒寡母掌權，自身的虛弱，決定了他們肯定會稍有風吹草動，都心驚膽寒、神經過敏。自己組建湘軍那麼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順，直到江南大營被破，朝廷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才授予自己兩江總督的職位，這本身就說明朝廷對自己的不信任。朝廷的疑慮，曾國藩當然不可能改變，要改變的，只能是自己，自己只有加倍小心謹慎，才能贏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放棄權力。手握權力，就是手握潛在的危險。一直大權在握的曾國藩感覺到自己就像是戰戰兢兢走獨木橋一樣，稍有不慎，就有身敗名裂的危險。
實際上在進攻金陵之前，曾國藩就考慮過是不是應該退隱了。對於熟讀中國歷史的曾國藩來說，這當中潛在的危險他是最明白不過的了。功高震主，權傾東南，中國歷史上那些大臣被誅的例子還少嗎？他知道，攻下金陵容易，至於平平安安地從第一功臣的位置上退下來，就比較困難了，那是需要膽大心細極高明的策略的。為了安全起見，曾國藩甚至避免去摘這個果實。這麼多年的戰爭下來，曾國藩感覺自己已是強弩之末了，他時常感到無限的疲憊如鉛注一樣灌滿了全身，他真想退下來，憩息於青山綠水之中，做一個村夫野老，慣看春花秋月。但性格剛烈的曾國荃正在興頭上，拼著命要親手攻下金陵，在這樣的情況下，曾國藩只好聽之任之了，只是他每次給曾國荃寫信，總是有意無意地提醒曾國荃。曾國藩總是一再說，我現在居於高位，又竊得虛名，時常有驚恐之感，那些歷史上的重臣們，能夠保持善終的極少，我擔心的是我在這樣的位置上不能保護你們，我倒霉的時候，也會連累你們，所以我們要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提醒，以避免大災難。
金陵完全合圍之後，蘇州、杭州陸續攻下，只有金陵遲遲不下，曾國藩越發感到自己擁兵攬權，易遭疑忌。這時候發生的一件事，更讓曾國藩覺得是一個危險的兆頭——時任江西總督的沈葆楨在「釐金收入」中再三為難湘軍，居然裁減了湘軍的軍餉。當然，沈葆楨此舉也實屬無奈，江西連連支付湘軍的軍費，已不堪重負，作為地方官，他當然要照顧本省的利益。曾國藩很生氣，收集材料參了沈葆楨一本。沈葆楨也不示弱，告到了戶部，奏請江西釐金概歸本省經收。曾國藩沒想到的是，戶部居然支持沈葆楨！這件事情讓曾國藩非常不快。雖然沈葆楨是一代名臣林則徐的女婿，但作為江西總督，畢竟歸自己所轄。曾國藩又上疏力爭，這一回朝廷有所讓步，讓他跟沈葆楨分享釐金。這個判決還不足讓曾國藩滿意。後來，曾國藩想清楚了，這是朝廷故意在打壓自己，權力的平衡一直是執政者所要考慮的，一切還是因為自己的兵權太重了。曾國藩甚至意識到類似的事還會沒完沒了，朝廷肯定會有計劃地對自己的權力進行削減。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無奈何只得向朝廷打報告，以自己身體不好為理由，要求回老家養病。在曾國藩看來，如果能早早離開這個危險的位置，也不失為一件幸事。
曾國藩想隱退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這時候的湘軍經過連年征戰，將帥志驕意惰，兵士擄掠成性，已染上很深的暮氣。尤其是合圍金陵時，因為欠餉，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