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楊坪的竹林之中，曾國藩有時會雙腿盤起，坐在地上，看螞蟻搬家，看各式各樣的昆蟲飛來飛去，疏影淡月，清風拂面。如果剛剛下過雨，在竹園中，還可以看到竹葉尖上，有水滴長久而遲疑地掛著，最終慢慢落下……一切，都是「天理」在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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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曾國藩的一生有個整體回顧的話，那麼，應該說，曾國藩離開江西戰場回到家鄉為父守孝的一年多，是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其中的意義，絕不亞於王陽明的「龍場悟道」。當年，王陽明就是在貴州修文縣一個叫龍場的小山村中，悟出了人生的終極意義，也悟出了自己人生行走的方式。同樣，更具宗教意味的是釋迦牟尼，在內心走投無路的情形下，菩提樹下「頓悟」，頓感大光明境界。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同樣也有「頓悟」過程。當曾國藩再次從白楊坪出山之時，一個新的曾國藩誕生了——由於悟出了人生進取和虛無的雙重意義，這個人已超然於世界之上，在精神上進入自由王國了。從此之後的曾國藩悲憫、達觀、清醒，富有超然的洞察力，以及無時不在的蒼涼感。
父親的喪事辦完之後，曾國藩開始消受老家白楊坪的田園生活了。每天，曾國藩總是早早起床，然後，就在自己所住的白玉堂附近散步。山村的早晨是寧靜安詳的，空氣裡總有霧靄，縹縹緲緲的，像絲綢一樣滑來滑去；白楊坪的風景也好：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紅會熱烈開放，山色如潑了顏色一樣，紅一塊，黃一塊，綠一塊的；夏天，到處都是荷葉飄香，荷花綻放……鳥是任何季節都有的，牠們的啁啾無所不在，尤其是春天裡，白楊坪一帶，到處鶯歌燕舞，叫得最歡的，就是布穀、黃雀以及鷓鴣了。因為有鳥鳴相伴，人也會變得輕鬆愉快起來。有時候，興致上來，曾國藩還會帶著紀澤、紀鴻等，攀登對面的高嵋山。從山上俯瞰白楊坪，會覺得整個白楊坪就像一塊巨大的未被世人染指的美玉一樣，伏在山水的深處。那條溪水和那座團山，猶如蛟龍在寶盆中嬉戲。曾國藩清楚地記得二十四歲那一年，自己赴京趕考，曾寫了一首詩：
高嵋山下是儂家，年年歲歲鬥物華。
老柏有情還憶我，夭桃無語自開花。
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
最是故園難忘處，待鶯亭畔路三叉。
在曾國藩的生涯中，這首詩，是對白楊坪最初的感慨。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這種安靜而無聊的日子，曾國藩倒也過得有滋有味，畢竟，經過那麼多年理學的薰陶，曾國藩定力非凡。況且，他本來就不算是一個熱衷於權力和利益的人。像眾多富有情調的傳統知識分子一樣，曾國藩喜歡的是恬靜的田園生活，耕耘，讀書，無事時享受自然風光，也享受天倫之樂。在荷葉塘家中的廳堂上，還掛著當年曾國藩應父親之邀撰寫的一副對聯：
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本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時事不聞不問，只將艱鉅會兒曹。
這樣的對聯，是曾國藩本性的寫照。對於生活本身，曾國藩本來就沒有什麼要求，對於榮華富貴，也沒有什麼興趣。他的生活簡單而苛刻，甚至，都有點苦行僧的成分了。曾國藩每餐幾乎只吃一個菜，即使是多上幾個菜，他也只揀靠自己最近的那盤吃，至於其他菜，基本不動筷子。對於生活，曾國藩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人的慾望是無限的，不能一味迎合，相反，還應該有意識地控制和壓抑，應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提升。這一點，程朱理學和佛教有著相同點，它們走的都是「戒、定、慧」之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方能修成正果。
日子過得很快，很快，湖南的雨季到了，原本清新明朗的小山村，一下子變得陰鬱、空蕩、冷濕，天空也愈發變得灰暗。雨一直下個不停，淅淅瀝瀝不緊不慢，像開了頭卻忘了結尾似的。一段時間之後，曾國藩突然變得莫名憂鬱起來。一個重要的徵兆就是，每天晚上上床之後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因為休息不好神經衰弱，曾國藩的脾氣變得很大，開始變得莫名焦躁，看不進書，也不想練字，有時候，曾國藩會莫名其妙地因為一些小事呵斥弟弟們，甚至，竟沒有風度地責怪弟媳。家裡人都被曾國藩搞得神情緊張，唯恐這位長兄會突然不高興發脾氣。每次事情平息下來之後，曾國藩都會覺得很內疚，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是自己提前進入老年了？或者，是內心深處因為願望沒有滿足而感到失落嗎？
戰爭讓曾國藩充滿了失望。這種失望，在某種程度上，並不是對戰爭的勝負或者結果，而就是對戰爭本身。湘軍出道以來，把各地的戰場都算上，幾乎是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蒼山洱海，殘陽如血，其殘酷程度、激烈程度，都非常人所能想像。曾國藩把戰爭比作「血肉磨坊」，它的殘酷讓曾國藩觸目驚心。尤其是對人性在戰爭中的扭曲和醜陋，曾國藩更感絕望。在和平環境裡，人性，至少還有邊緣和底線吧，輕易之間，是不突破底線的；但在戰爭中，人性之中的兇殘與醜陋幾乎無法控制。平日裡曾國藩孜孜追求的清明和理性，在戰爭的環境中，更是無從談起。人，還應該是動物吧，要不在身上，怎麼會殘留那麼多獸性呢！在戰爭中，獸性就如洪水一樣，以一種不可扭轉的勢頭鋪天蓋地。如此的兇殘和暴戾，想起來，就讓曾國藩心驚肉跳。
戰爭讓曾國藩失望，也使其充滿痛苦。痛苦在於，曾國藩不得不改變自己；而自己，又不滿意，甚至厭惡這種改變。多年來理學的薰陶，已讓曾國藩習慣於用榮辱感以及道德的是非標準來判斷問題，對待任何事情，都力求在道德範圍之內，爭取做到中庸完美。在某種程度上，曾國藩甚至算得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保守的道德主義者。但戰爭讓曾國藩的經世之心遭遇了阻力，在更多的時候，曾國藩不得不屈從戰鬥本身，以勝敗來約束自己的行動。戰爭的目的就是全力爭勝，在這樣的根本面前，曾國藩不得不讓自己的內心和行為扭曲，不得不讓道德和榮譽妥協，不得不向那個龐大而腐朽的官場妥協。對於腐朽的官場風氣，曾國藩先前一直是很厭惡的，但現在，他不得不低聲下氣周旋其中，乞求那些道德敗壞的大大小小官員的支持。曾國藩清楚地知道，要贏得戰爭的勝利，自己的手下盡量地少犧牲，他必須得委屈自己。曾國藩困惑的根本在於，即使是這場戰爭勝利了，這個龐大的帝國也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自己犧牲一切拚命來維繫這樣的道統，又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呢？
讓曾國藩感到失望的還有自己的部下。一開始，曾國藩對於自己組建的湘軍，還抱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他看來，自己親手建立的軍隊應該是一支紀律嚴明、愛民如子、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具有理想和道德情懷的武裝力量。在這支軍隊中，各級軍事將領應該不為名不為利，以天道作為自己的責任。因此，曾國藩一開始就讓那些與自己志同道合的讀書人擔任湘軍的各級指揮者，想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來塑造軍隊之魂。但經過數年艱苦卓絕的戰鬥之後，曾國藩越來越不能容忍這支軍隊的暴戾和殘忍了。那些眾多的湘軍將官們，分明與衙門的胥吏和差役一樣，同屬毫無道德廉恥之人。慘烈的戰爭讓人異化，甚至，連原先那些熟讀經史子集的讀書人都未能倖免。曾國藩甚至認為歷史典籍所記載的偉大而有德行的將領都是不存在的，他們都是歷史學家的理想化，是文人們的妙筆生花，是市井之徒的一廂情願。中國文化就是這樣習慣於將現實生活戲劇化，將歷史事實傳奇化，讓人們在傳奇和戲劇中，尋找各自的安慰。這一點，曾國藩現在感觸頗深。有時候曾國藩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原先那些道德君子們，只有讓他們看到建議擢升軍階的奏摺，或者給他們鄭重其事的承諾時，他們才肯去賣命。在很多時候，曾國藩不得不在湘軍和綠營將領中降低品行標準，對官兵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以維持湘軍的戰鬥力。這種妥協，對於崇尚道德理想的曾國藩來說，無疑是相當痛苦的。曾國藩有時想，也許，人性都是如此吧，特別是跟死亡相鄰得如此之近時，人們都會丟棄掉所有的虛偽，露出赤裸裸的真面目——戰爭和暴力就這樣使曾國藩感到困惑。這樣的困惑，也許不是曾國藩個人的困惑，而是經歷過戰爭的所有人的共同困惑吧。
由於心情不好，曾國藩不久就病倒了，並且，一病不起，發起了高燒，半夜裡不停地說胡話。曾國藩在湘潭的老友歐陽兆熊得知曾國藩的情況後，特意推薦名醫曹鏡初來到白楊坪，為曾國藩看病。面目和善的曹鏡初在望聞問切一番之後，認為曾國藩思鬱過度，思傷腎，憤傷肝，以致身體紊亂，急火攻心；同時，形而下者謂之體，形而上者謂之心，病灶自下而上蔓延，由腹、腎、骨，而至腦部、神經，這已經不僅僅是身體的病，也是心理之病了。於是，曹鏡初給曾國藩開了一劑藥方，讓曾國藩早晚煎服。看病之餘，熟讀詩書的曹鏡初還跟曾國藩談天說地，曹鏡初對曾國藩說：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治心病。閣下還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