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湘軍從一開始就註定成為十九世紀中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文化現象——這可以說是歷史上一支真正由讀書人領導的軍隊，是在亂世中一群書生「投筆從戎」所組建的人馬。這群讀書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為了捍衛中國傳統文化。
※※※
歷史的進程中，每到重大拐點之時，總會有一些奇異之人破土而出。這種人表面上看起來動機純淨，擁有理想主義信念，實際上，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災難。恰巧是這種信念純真、虔誠篤信、狂妄熱忱的人，這種自詡要改變世界、懷有最高尚目標的人，促成了連自己也深惡痛絕的殺戮和災難。鴉片戰爭之後，這個應運而生的奇異之人就是洪秀全。這是一個很難用常理來解釋的人。現在，留存下來的所有關於洪秀全的描繪，都顯得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他就像一個巨大的謎語一樣，等待著人們去破譯。首先，這個人是狂熱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為他，將會呈現一道嶄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紅霞。其次，這個人是執著的，他盲目而狂熱地崇拜著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義，猶如崇拜一個神靈。最初，他把那本《勸世良言》背誦得滾瓜爛熟，以他幾近天真的幼稚和執著進行煽動性的演講，以鼓舞那些深受剝削和壓迫的下層的勞動者，為他們創造一個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在這個過程當中，那些底層的勞動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熱的、富有同情的博愛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諾。苦難深重之中，那些底層的人們將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賭博似的將所有的希望、人格、靈魂都抵押給他。他也慢慢地變成了神靈，變成了法力無邊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們的情緒變得越來越熾熱，而他自己也漸漸地喪失了理智，將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壇。
現在看來，當年洪秀全僅僅利用淺顯的基督教義，就能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滔天狂飆，除了複雜的社會與歷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還應該有文化傳統和大眾心理方面的深層次緣由。複雜的社會原因，當然是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的，長達數百年的封建殘酷統治讓底層的大眾走投無路，人們希望能夠揭竿而起，過上「均貧富」的好日子；至於大眾心理，當然跟中國文化的傳統有關，在很長時間裡，這個文明古國的基層民眾一直有著偶像崇拜的習慣和要求。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列強的入侵，讓這個古老國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們更願意去相信外來神的神通廣大。洪秀全所創立的「拜上帝教」的橫空出世，正好滿足了大眾新一輪崇拜的要求……歷史當然是紛紜複雜的，複雜的一切組成了洪秀全應運而生的機緣，也造就了時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曾國藩的捲入同樣具有某種偶然性。一八五三年初咸豐皇帝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時，曾國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國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鄉試正主考官。一八五二年八月，當曾國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內小池驛時，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曾國藩頓感五雷轟頂，淚如雨下。曾國藩的母親江氏，是一個擁有中國傳統美德的農村女子，勤勞淑德，極富自我犧牲精神。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臥病在床，很長時間，就是母親日夜守護，毫無怨言。得知母親去世後，曾國藩一邊急急忙忙向朝廷請假，一邊改道由水路經江西火速趕往湖南湘鄉老家。行至武漢時，曾國藩從湖北巡撫常大淳處得知長沙被太平軍圍困，無法通過。曾國藩心急如焚，連忙從岳州改行旱路，經湘陰、寧鄉，歷經磨難。當曾國藩行抵白楊坪的荷葉塘時，已是一八五二年的十月六日了，這一天，距他接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已近兩個月。跪在母親的靈前，回想起母親的慈愛和勤勞，曾國藩剋制不住自己的悲傷，大哭了一場。然後，開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
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正在白楊坪的曾國藩收到咸豐皇帝的寄諭，要求他協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曾國藩剛剛把母親的棺柩厝置於居室，還沒來得及舉行葬禮。接到咸豐的聖旨，曾國藩想了很多，他最擔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間出來從軍，怕招人恥笑——按帝國官制，官員在父母亡故後都要在家丁憂三年。曾國藩還擔心的是，自己一介書生，從沒有帶過兵，哪能打勝仗呢？除此之外，曾國藩對於地方政府的辦事能力和作風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買馬，那些效率低下、腐敗嚴重的地方政府，能積極支持自己嗎？曾國藩前思後想，還是決定給湖南巡撫張亮基寫一封信，想推脫此事。信寫好後還沒有發出，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武漢失守，不久前剛剛見過面的湖北巡撫常大淳被殺。曾國藩非常震驚，局勢的危急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耿直的曾國藩覺得自己應該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國藩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老友郭嵩燾專程趕到湘鄉，為曾母弔唁，到達白楊坪時，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點東西之後，兩人秉燭而談，郭嵩燾力勸曾國藩起事，郭嵩燾認為此時如果曾國藩不振臂一呼的話，那麼，中國文化的道統將難以傳承。郭嵩燾的鑿鑿言辭，讓曾國藩打消了顧慮。曾國藩決意投身於戰爭的塵煙之中了。
四十二歲的曾國藩投身於這一場戰爭，絕對可以看作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在中華帝國長長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朝代，是以這樣的方式力挽廟堂於既倒的。更多的時候，民間的力量往往選擇朝廷的對立面，捲起狂飆和巨浪，加速一個朝代的毀滅。但這一次，由曾國藩出面組織的民間力量卻站在了朝廷一邊，尤其是廣大的知識分子，幾乎是一邊倒地站在了道統一邊，像圩堤抵禦洪水一樣抵禦著外來宗教對於本土文化的侵蝕。太平天國在民間知識層的頓然失勢，讓這個政權一下子頭重腳輕，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敗的命運。
捲入這場戰爭，同樣可以看作是曾國藩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其實對於曾國藩來說，回鄉練勇，也是對他個人的挑戰和超越。以科舉入仕的曾國藩雖然一度在京城風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屬於既定：一是如京城蠅營狗苟的官僚一樣，亦步亦趨，像一頭轉磨的驢子一樣在中央六部慢騰騰轉上一圈，緩慢地獲得陞遷，耗盡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窮酸的翰林閣老，一輩子皓首窮經，終老於灰濛濛的故紙堆中，變成一條僵死的蛀蟲。雖然一直酷愛讀書，但對於那種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國藩並不熱衷，曾國藩追求的是「經世致用」，他更願意去做一個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後，曾國藩一邊處理善後之事，一邊頻繁與外界聯繫，想獲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饋來的消息，讓曾國藩對於形勢也有了一個準確的判斷。曾國藩考慮的是，如何在濃雲密佈的戰爭風雲之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很多年後，當曾國藩回憶起自己的人生時，會不由自主地感嘆命運的不可捉摸，作為一介畢生鍾情於學問和操守的書生，就那樣突如其來地陷入了戎馬生活中不能自拔。這樣的結果，明顯地帶有宿命的意味。曾國藩曾自嘲說當年從軍主要是自己想「賭口氣」，是為了自己的自尊。實際情況確是如此，熟讀《論語》的曾國藩當然懂得《論語》上那一句著名的話：「夫道失求諸野。」在曾國藩看來，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責任。曾國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動，達到挑戰自我的目的。雖然曾國藩一直看起來循規蹈矩，但這個湖南佬卻天生執拗剛強，很認死「理」。在他看來，數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著「天理」。現在太平天國隨意否定這種道德，就是要與「天理」挑戰，代表著「魔」與「妖」。在這個關鍵時刻，朝廷示弱，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分子，這個時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時呢？——這樣的想法和命運，不僅僅是曾國藩個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團」的想法和命運。
從曾國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個長達十多年的對手——小自己一歲的洪秀全。洪秀全與其說是曾國藩正面的對手、戰爭的對手，還不如說是曾國藩文化的對手、人格的對手。可以說，在曾國藩順利地進入科舉之前，這個破落地主的後代與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過，科舉上的成敗讓他們的命運南轅北轍——曾國藩順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孫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種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國藩成為了既成道統的捍衛者，而洪秀全則全力破壞這個道統。洪秀全的失敗，完全是因為他選擇和製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離破碎不堪一擊所造成的。與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幟與文化盾牌相比，曾國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強大，更長久，也更牢固。畢竟，這樣的旗幟與盾牌有著數千年的歷史，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顯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種以生吞活剝方式所形成的力量，還不足以對它形成致命的打擊。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瀟瀟的冬雪之中，曾國藩離開了白楊坪。父親曾麟書把曾國藩和曾國葆一直送到村口。看著父親的鬢角這段時間又添白髮，曾國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會怎麼樣，他心裡一點底也沒有。躬身騎在馬上，曾國藩感到很不習慣，畢竟，曾國藩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在更多時候，他還是願意坐在轎子中，放下布簾，穩當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