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並不一直是個統一的國家，大分裂時代就長達三百八十六年，小分裂時代也有七十三年。但因為當時的政治制度和軍事技術，都不能嚴密的封鎖，所以邊界上商販來往，從沒有長期斷絕。可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人民政府在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敗退到台灣，仍保持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年號，以海峽為國界，雙方連一封信、一個字，都不能飛渡。
兩岸突然解仇，使人震驚於萬物不斷蛻變的本質。大陸歡迎台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台灣不但准許台灣同胞前往大陸探親，更開放前往大陸投資經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突破，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國共血腥內戰。
我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和香華重回大陸，先從香港直飛上海。回憶四十年前，上海四號橋警察公墓難民營那段日子，以及吳文義先生帶我到台灣的往事。上海是我最後離開大陸的城市，又是回到大陸第一個踏上的城市，面對眼前的光景，不禁感慨萬千。一向，國民黨和共產黨見面，總有一方是被繩捆索綁，想不到一夕之間，雙方都能這樣友善和睦，真得感謝新時代的來臨。
這麼美好的開始，卻被我的性格破壞。我和香華到上海的第三天，就提議拜訪正在受嚴厲批鬥的王若望。上海作家協會主席茹志鵑女士，這位出面邀請我們來訪的東道主，一口回絕，說王若望回山東去了，不在上海。不久我卻從小道獲知王若望仍在上海的消息，便直接前去訪問。我之堅決要看王若望，只是同病相憐，既沒有政治意義，也沒有文學意義。但是，卻因此與茹志鵑女士決裂，重返大陸的第一站，就如此的不愉快。
多少年後，我也責備自己魯莽，這是兩岸文化初次接觸還沒有默契的階段。我這個野生動物在台灣橫衝直撞，撞進了監獄，現在到了另外一個剛開放的陌生社會，竟貿然提出要會見被孤立的異議份子，茹志鵑當然驚慌失措。我完全忘了出獄後的那幾年，有外國記者要求新聞局安排訪問時，新聞局都推辭說，他們既不知道我的住處，也不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當上海不歡而散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我們就再沒有招待單位，開始嚐到疏淡的滋味，不過，我們反而交了一些新朋友，很是忙碌。
北京的中國作家協會還安排了記者會，一位和我們相處很好的小姐，告訴我們說，她們接到寫柏楊的指標是：要少報導，最好不報導。不過，《人民日報》在我們抵達的次日，就把我們到北京的消息發佈出來，一位文化官員告訴我：《人民日報》是全國性政治報紙，從不報導台灣作家行蹤，你們是例外。我也因此對大陸新聞寫作自由尺度，得到瞭解。
北京已變得與四十年以前大不一樣，只有古老的衚衕，仍是當年情景，我特地前往住過的口袋衚衕二號憑弔。當初的主人魏國瑞夫婦以及東廂住的常咸六夫婦，都已化成幻夢。西廂當初住一位軍官的太太，挺著大肚子等候丈夫歸來。他最後歸來了沒有，沒有人知道，現在只是另一位穿著陳舊的年輕女人，在屋簷下蹲著洗衣服，茫然的看著來去自如的我們，一句話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問。我走到大門，回想四十年前離開北京那一天的早晨，天色未明，常咸六和杜繼生等送我到門口。杜繼生忠厚木訥，當時，他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和一位美麗的北京姑娘辛蕙芳結婚，一對金童玉女，人人羨慕。可是，千不該萬不該，他送了一件棉袍給一個逃亡的反動份子，使他惹下麻煩，他被共產黨「專政」批鬥三十年，不能抬頭。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算平反，安置在石家莊河北省教育學院當副教授，稍後退休，摔斷了腿，又轉成靜脈炎，妻子半身癱瘓，不能言語，我兩次去大陸都沒能見到他，但我們終於取得了聯繫。
離開北京的前兩天，在北京的台灣同鄉會宴席上，我表示渴望能前往民主同盟總部作一次參觀。因為我是在台北調查局特務劉展華監督之下參加民主同盟的，如果藉此機會能夠看一眼民主同盟總部是方是圓，死也瞑目了。台灣同鄉會長熱心的說，她願意代為安排。
第二天上午，我和香華就接到民主同盟的請帖。晚上，就在民盟總部，見到了久仰大名的民盟主席，也是當天做主人的費孝通先生。其餘在座的都是民盟的高級官員，三○年代、四○年代全國知名的高級知識份子菁英，也都是在共產黨無窮的運動中，被整肅過的對象。
對香華而言，她完全不知道在座的人的來歷，索性不聽大家的談話，只顧一面吃東西，一面看她手中的一本書。半個小時後，用敬佩驚訝的眼光望著我，低聲說：
「這本書寫得真好！」
我隨手接過來，是一本抗戰時《大公報》派駐倫敦的特派員蕭乾先生的大作，這才發現當年可望而不可及的蕭乾先生也在座，不禁啼笑皆非說：
「你連蕭乾先生是誰都不知道？」
香華一臉茫然，我這才感覺到，海峽兩岸隔絕得這麼徹底。
下一站，我單獨的返回故鄉——河南輝縣，香華則直接去西安，在毛毛處等我去會合。我就這樣的回到了匆匆離開四十餘年的故鄉，正應驗了一首唐詩，不過，只改一個字，就更符合眼前情景：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已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
兩岸開放後不久，我就教冬冬在幸而還沒有被剷平的祖墳上，為父親立下一碑，紀念我的哀思：
這裡安葬的是郭學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沒有見過母親，但父親於一九四○年在這裡入土的時候，眼看靈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經搶地痛哭。而今（一九八八），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傑，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無。事實上我非長子，長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記憶模糊。已逝之人，當在地下見父，未逝之人，憑墓哀悼。我於一九四九年遠移台灣，將來也葬台灣，子孫永難再歸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兒今已六十有九，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為海峽兩岸郭門一線相牽，血濃於水，但願兩地後裔，相親相愛。
◇
我在冬冬和她的家人帶領之下，就在碑前，向父親的墳墓下跪叩頭。當初父棺下葬時，我的哭聲已遠去天際，四十年後歸來，淚已流乾，只剩百感交集。
我回到當初讀書的縣立小學，看到書架上擺滿北京友誼公司出版的《柏楊版資治通鑑》，回想讀五年級時，第一次向上海北新書局購買當時新文藝作品的情形，歷歷仍在眼前。我讀五年級時那棟教室仍在，只是看起來是那麼小，當時同班同學，除了鄧克保外，一個也不復記憶，只克非先生坐在講台上的影子，和侯萬尊先生的手板，一幕幕升起。
回到故居，「老司院」廣場已經不見，亂七八糟的塞滿了房舍。冬冬引導我走一條小巷，最後才走到老宅，大體上仍保持當年形狀，住著不少人家，那些鄉親仰起臉，表情木然，沒有歡喜，也沒有驚愕。我原來住的大廳南廂房，卻空蕩蕩寂無一人，對面有張大床，就是姥姥睡的那一張吧！霎時間，彷彿看到她把纏過的小腳泡在尿盆裡，悲慘的仍在呼喊。我走到北廂房，那是表嬸住的地方，當初她就隔著中庭，拉大嗓門給我講故事，想探聽她的行蹤，卻不知道怎麼開口。
故居被瓜分四十年，我想多站一會憑弔兒時往事，卻無法停步，有一種不能承受的陌生感使我窒息，隔離得太久太久了。同輩、玩伴，一個不見，環繞在四周的是深深的代溝，沒有共同回憶，也沒有共同言語，好像又是異鄉。
在北京時候，就有人告訴我，輝縣為我立了一個胸像，大陸作家牧惠先生問我怎麼處理，我脫口說：
「如果徵求我的意見，我建議拆除！」
但是，回到輝縣時，卻發現像已豎起，而又沒有人詢問我的意見，冬冬把揭幕時的報紙拿給我看，當時確有一番盛況。我內心升起一種特別的情緒，有幾分激動，有幾分感傷，也有幾分感激。
——三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北京《解放軍報》對我發動攻擊，幾個月後，香港《明報》和台北《聯合報》報導說：像被拆掉。我寫信回去請冬冬查看，果然不見了，為什麼拆？什麼時候拆？什麼人拆？拆除後丟在哪裡？沒有人知道。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我又回到開除我的百泉初中，當年的建築所存無幾，尋尋覓覓，校長不在，書記李春亭先生鄭重的招待茶點，我懷念起當年的梁錫山先生、劉月槎先生，辜負他們教誨，那時太小，又沒有人扶我一把……
下榻百泉賓館，一天夜深，客人散去，我脫光衣服洗澡，才發現並沒有熱水，家鄉十月末的酷寒使我受了涼，得了嚴重感冒，從輝縣到鄭州，從鄭州到西安，從西安到香港，然後帶回台北，過度的疲勞，不知道節制的應酬，加上水土不服，故鄉氣候已不能適應。
離開輝縣，冬冬陪伴我前往西安探望毛毛，住在西安人民大廈。按照原定的計劃，本來還要前往重慶，經三峽到武漢，但感冒已使我無法行動，困頓昏睡，四肢無力，所以決定由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