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四九年到台灣，粗略的分，大概是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牢獄之後，是五年專欄，五年專欄之後，是十年通鑑。
司馬光先生編纂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最好的兩部史書之一（另一部是司馬遷先生的《史記》）。《資治通鑑》始於紀元前四○三年，止於紀元後九六○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於一○八四年完成。可是這麼一部全民推崇的史書，近百年來，卻幾乎成為死書，因為它是用一千年前的古文撰寫，現在已沒有幾個人可以看得懂了，更沒有幾個人願意浪費時間去咀嚼。
有一天，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先生到我家作客，我談起把《資治通鑑》翻譯成現代語文的宏願，他熱烈贊成。我打算倣傚「臣光曰」，另加「柏楊曰」，寫出我讀史的心得。有文化界金頭腦之稱的詹宏志先生，是王榮文的總編輯，在他規劃下，將譯本定名為《柏楊版資治通鑑》，分冊發行，每月一冊，使這項龐大的出版計劃，得以實施。遠流還特地成立「柏楊版資治通鑑雜誌社」，以雜誌的形式，每月一冊的速度，預計三十六冊，三年時間把它完成。
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冊《戰國時代》出版。王榮文一看，暗暗叫苦，他說：「糟了，這種書賣給誰？」幸好，口碑還不錯。開始的第一年，一直維持每月一冊的速度，但不久就發現，我根本無法預估文言文譯成白話文之後膨脹的係數。於是，只好由每月出版一冊，延長為每兩個月出版一冊，由三年三十六冊，延長為十年七十二冊。這種單方面的違約行為，有的讀者充份同情支持，也有些讀者嚴厲譴責，甚至來信破口大罵。但是即令再把我投入監牢，也無法三年完成這項龐大的工程。這項苦衷最後獲得讀者諒解，但這十年也幾乎成了我的另一場新的監獄生涯，書房成了囚房。每天晚上連做夢都夢見《資治通鑑》，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忽然驚醒。這期間在職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助理有譚焯明先生和黃奕龍先生。遠流公司負責編輯的人選中，麥光珪先生任期最久，和我的配合也最密切融洽。
《柏楊版資治通鑑》每冊印刷一萬本。在台灣這個兩千萬人口、而讀書人口更少的環境中，像《通鑑》這種不易獲得普通消費市場青睞的書籍，能夠以這樣的銷售量行世，使我充滿感謝。一九八五年，《柏楊版資治通鑑》當選為全國最有價值和最暢銷的一部書，同年，《中國人史綱》也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十部書之一。一生歲月中，沒有幾次能像這樣的欣喜。
中國自從明王朝第一任皇帝朱元璋先生下令「片帆不得出海」，中國人遂被禁錮在陸地上，成為專制政府的人質，六百年來，出國是一種卑賤的，和冒險的行徑。政府宣稱：中國是天下第一等大國，凡是想前往海外的人，都非善良之輩，而是天朝棄民，一定會顛覆祖國。對於這種人，必須加強禁制，以免他們滑出自己的手心。所以，在我們中國，準不準人民出國，遂成為政府獎勵搖尾系統，和壓制異議份子的一種手段。
這種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年代，都還是如此。我出獄後，曾收到海外幾封邀請函，政府當然不準，連在報上登廣告都不準出現柏楊二字，要想拿到出國護照，簡直比登陸月球還難。而且，警備司令部如果不發出入境證，即使拿到外交部一百張護照也沒有用。白色恐怖時代，警備司令部是政府中的政府，能不能出國，它的裁決才是最後定案。
然而，天下事難以預料，在很多邀請函中，新加坡共和國《南洋商報》的邀請函，發生了力量。一九八一年元月份的一天晚上，警備司令部接伴我回台北的蕭桃庵先生，請我和香華吃小館，當場拿出外交部發的護照和警備司令部發的出入境證，這真是又一個意外，蕭桃庵並沒有特別交代，只是告訴我：
「國事維艱，請多體諒！」
去新加坡，並不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國。一九五七年，我曾經乘登陸艇護送回國參加青年救國團暑期戰鬥訓練的留日和留韓學生，分別送返長崎和釜山。不過，那一次是純公務的旅行，匆匆登岸，又匆匆回船，對日本的唯一印象就是：「哇！大人小孩都會講日本話！」到韓國後雖然對那裡的大人小孩都會講韓國話不再驚訝，不過我實在想不通，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迥然不同的言語，和這麼多稀奇古怪的文字。
這次出國，除了香華同行外，還帶著佳佳，和比佳佳小一歲的香華的女兒碧心。我們受到新加坡讀者熱烈的英雄式的歡迎，人潮洶湧，中英文報紙全幅報導，對一個剛剛從屈辱的監獄出來、還不太習慣自由生活的重刑囚犯而言，簡直不可思議，只有青蛙變王子的童話裡，才有這種強烈對比的奇遇。蔣家王朝加到我身上的迫害，想不到在萬里之外，竟還給我百倍的溫暖和百倍的榮譽，使我終生難忘。
而我的和香華的女兒，更被當地讀者寵昏了頭，以致碧心要求佳佳說：
「你可不可以跟你媽媽講，在新加坡多玩幾天？」
佳佳驚訝的叫起來：
「那是你媽媽，不是我媽媽。」
我們當然不能多作停留，因為行程早已安排。不過，這一趟歡樂的旅行，卻種下了佳佳永遠離開的種子。她在飛機上認識一位澳洲航空公司工作的青年，回台北後，決定放棄她在台灣大學法律系已讀了三年的學業，前往澳洲結婚。我勸她先完成學業，她一心早日離去，父女更生齟齬。佳佳遠嫁後，音訊漸少，終於一年不過一封。
在吉隆坡，我們接受《馬來西亞通報》董事長周寶源先生招待，廣大讀者群的歡迎盛況，簡直使我要再感謝一次幸而有這場長達十年的文字獄。
過去，在「華僑是革命之母」口號的引導下，我總以為東南亞各國華人，是一個強勢族群，現在我親眼看到的，卻不盡然。各地華人在經濟上、商業上雖然佔有優勢，但是卻忽略了文化、政治上的發展，以致稍微有點風吹草動，都會造成不安。馬來西亞建國之初，華人身負「好男不當兵」的傳統文化，拒服兵役，拒進軍校，自己阻止自己成為社會主流。我回台北後，寫了一系列的＜新馬港之行＞，口吐真言，說出我的憂慮。在馬來西亞，有些朋友認為是暮鼓晨鐘，有些朋友則反唇相譏說：「柏楊是老幾？竟跑這麼遠來教訓我們！」
歸途中經過香港，會晤到香港煙草公司總經理何關根先生。一般人印象中，商業和文化不能相容，財富和愛國也幾乎有尖銳衝突，然而，何關根身上兩者融化成為一體。一九六八年，我被捕的兩個月前，那時《異域》一書，正在海外發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何關根一信，他對被接到台灣孤軍的淒慘遭遇，深感悲痛，捐出一筆巨款，要我轉交。就在被捕前夕，剛好把它轉發完竣，而且在報上一一徵信。所以這次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拜訪他，向他致謝。何關根不像一位資本家，而像一位教授，他溫文儒雅，指著辦公室牆壁書架，告訴我說：
「你看，這全是你的作品，我已擺了好多年！」
馬來西亞報上刊載不少我訪問時的照片，其中有些人被蔣家班特務認為是左派份子。回台北後不久，警備司令部就派人詢問我，為什麼在海外專找左派來往。我於是向他們建議：調查局既然有的是錢，最好每年派人出國，帶著給牛馬烙印的烙鐵，把華人分為左右兩派，一一在面頰上烙出印記，這樣的話，政治犯再出國時，遇到烙有「左」字烙印的人，就望風而逃。
新馬回來半年，我接到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七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邀請函，試探著向警備司令部申請出入境證，竟然獲得批准，同樣的由蕭桃庵把出入境證當面交給我，仍是一句「國事維艱，請多體諒」的吩咐。
這是我第一次美國之行，除了發現「大人小孩都會說英語」外，使我最驚訝的是，美國人的禮貌多端（後來才發現日本人的禮貌更為多端），和交通秩序有條不紊，並且瞭解：斑馬線在此邦竟然有使汽車禮讓的功能，而台灣的斑馬線卻是專門引誘行人深入埋伏，以便汽車撞死的陷阱。
詩人大會後，我在舊金山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以及在洛杉磯，各作一次演講，最後紐約一站演講，安排在孔夫子大會堂，當我再一次把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聽眾中一位先生提出：
「世界各國到處都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
「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我說，「應該是中國人的羞恥，看它的髒、亂、吵，和中國人對自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搾，實在是應該自顧形慚。」
一位聽眾激動的一躍而起，斥責說：
「你從台灣來，原希望你帶來鼓勵我們的好消息，像反攻大陸已經準備完成之類，想不到你卻來打擊華人的民心士氣，羞辱我們祖國。」
我呆了一下，時到今日，竟然還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實在難以理解，我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文化打手，所以不能撒謊。但這項行動立刻引起嚴肅的關切，紐約《華語快報》在社論上呼籲華人社會對我不可提出尖銳的問題：
柏楊來紐約市，在紐約知識份子圈中，捲起了一個熱潮。不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