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犯的製造經過，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偵訊期，普通都在調查局或在台灣警備司令部保安處，最為艱難。社會上受到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紳士，突然間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鐵欄桿的小房間裡，被侮辱，被毆打，精神會霎時崩潰。貨真價實的「叛徒」，反而比較輕鬆，因為只要決定招出什麼，或不招出什麼就夠了。只有那些欲招卻無供可招的人，苦難最多，因為他必須揣摩問官所引導的方向，假設當初預定你是參加民主同盟的話，如果你忽然參加了共產黨，他們就無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測始終不能符合他們給你的暗示，苦難就更大。有人在刑求下，悲憤的叫：
「我是匪諜，我是匪諜，你們教我招什麼，我就招什麼！」
這種絕望的哀求，只會更激起審問官的憤怒，因為你冒犯了他職業的尊嚴，審問官會抓住政治犯的頭髮，教他跪在算盤上：
「我們從不教人招什麼，你自己做了什麼，就招什麼。」
不是每個政治犯都跪過算盤，也不是每個政治犯都搖過電話（把電話線的電流通到手指上，然後搖動把手，電流會使一個人渾身發抖，屎尿齊出），但是，最後都會照著特務們的預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誣，就一瀉千里，每件事都會自誣，直到法律把你完全嚴密的綁住。如果只看筆錄，只看口供，每句話都是囚犯說的，事實上，每句話都是特務說的，真是：
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這段時間大約四個月（法律規定偵訊期間不能超過四個月，特務非常守法，四個月內足可以完工，即令超過四個月，也會捏造沒有超過四個月），這是最苦的階段，很多人就在這個時候被逼死或逼瘋。一九六八年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代聯會主席許席圖，在學校組織了一個學生社團——統一社，結果被捕，不到三個月，神智完全錯亂。我在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囚禁時，每天都聽到他從一個單獨囚禁的幽暗房間裡，發出淒厲的哀號：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四個單音節的字不斷重複，從他那僵硬的、帶著哭聲的嘴中喊出，二十四小時，從不停止。監獄官在那寒冷的冬天，把他剝光，教他手淫。一間僅可容身的單獨禁閉室，堆滿了屎尿，他就在屎尿堆中，一聲聲呼喚：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每一聲都像鞭子一樣，把人的心抽碎，每遇有大官前來視察，監獄官就把許席圖捆綁起來，用布條塞住嘴巴。軍法處一度決定準許他保外就醫，可是許席圖出身貧寒，父母雙亡，只剩姐弟二人相依為命，姐姐省吃儉用，供弟弟讀上大學，她拒絕把弟弟領回，在法庭上哭訴說：
「我弟弟進來的時候，是一個好好的大學生，現在成了這個樣子，我怎麼養他？而且養好後又要再交給你們，還能再受得了嗎？萬一養病期間，他逃掉或失蹤了，這麼嚴重的罪名，我怎麼承擔得起！」
我不久被調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轉眼二十年，九○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成為過去，《中國時報》忽然有一條消息，報導說花蓮玉里瘋人院，有一位來路不明的病患許席圖，希望能查出他的來歷。許席圖這三個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電話給報館，說明原委，願挺身作證。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許席圖稍前，外交部長錢復在國立台灣大學讀書，也是學生代聯會主席，人生際遇，如此懸殊。
第二階段是軍法審判，除非像許席圖那樣，偵訊期間被苦刑逼瘋，否則，大多數政治犯的移送書，就等於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書，而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書，也等於軍事法庭的判決書。好像黑社會的洗錢一樣，軍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業，使它合法而已，軍法官假定判決某一個政治犯無罪，他的下場就是自己成了下一個政治犯。至於公設辯護人更是可憐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認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數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結果是什麼，所以比起在調查局或保安處，心情要平靜得多。只有一種人是驚恐的，那就是被判決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腳鐐，準備隨時槍決。
看守所執行槍決的時間，總在凌晨五時左右，天色初呈朦朧，囚門卡啦一聲，門鎖打開，傳喚的聲音早已經驚醒了從地鋪上坐起來的死囚。
「某人，開庭！」
大家當然知道怎麼回事，然後，再聽到腳鐐的聲音，一步一步，走向大門。有時候，一次執行六、七個人，腳鐐聲更像鋼鋸一樣，鋸碎囚犯們滴血的心頭。有時候，有人高喊：
「毛主席萬歲！」
有時候，也有人高喊：
「蔣總統萬歲！」
往事如煙，忠貞與叛徒同樣伏屍牆下，同樣埋葬一個亂崗荒丘，現在全都化成塵土，無一點蹤跡可尋，蒼蒼者天，曷其罔極。
一位年紀最輕的政治犯莊信男先生，他是馬來血緣的原住民，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很知道上進，也喜歡讀書。我們之所以成為好友，因為他在軍法處看守所時，有一場傳奇的演出，幾乎喪生。原來，另一位政治犯林美海先生，在台灣糖業公司人事室當股長，思念留在大陸上的母親，託他女兒的一位南非同學，帶美金五百元給他的母親。南非同學把錢帶到了，而且和他母親拍了一張合照，加上收據，從南非寄給林美海，以慰遊子的孝思。這封信落在特務之手，通匪資匪，證據確鑿，被判死刑。
事情就在這時候發生，莊信男和林美海舖位相鄰，那天晚上，不知道什麼原因，莊信男跟林美海互相調換舖位，監獄官和看守都不知道。第二天拂曉，押房門突然打開，兩個班長衝進來，撲向莊信男，用一塊毛巾把他的口塞住，然後雙手反綁，一直帶到法庭。桌上擺了一盤肉、一碗酒，和兩個饅頭，莊信男嘴被塞住，有口難言。最後，軍法官叫他在一張紙上簽字，對有些不識字的難友，按手印就可以了，莊信男幸而受過教育，他寫下自己的名字，書記官才發現不對勁，報告軍法官說：「他不是林美海！」莊信男這才被送回押房，法警另把林美海綁赴刑場槍決。
這是大時代的一個小插曲，大官場裡的一件小醜聞。寫到這裡，充滿了當一個中國人的悲情。
使人最傷感的一件事是，一件牽涉到八個人的「蘇北匪諜」案中，有三個政治犯被判死刑，五個政治犯被判十二年。死刑政治犯正在上訴，而十二年徒刑政治犯，依照法律規定，超過十天後，刑罰即行確定，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再提起上訴。兩個月後，五個人都以「受刑人」的身份調作外役，在洗衣工廠工作。又過了半年，遠在美國的一聲槍響，改變了五個人的命運。台獨份子鄭自才先生向訪問美國的當時國防部長蔣經國開槍，一擊不中，鄭自才逃亡。蔣經國回到台北，當外國記者向他詢問這場虛驚時，他微笑說，他已經忘記了。當然，他並沒有，而是把對台獨的憤怒，發洩在紅帽子上，下令八個人全部槍決。那天凌晨，一個恐怕是政治犯中身材最高的蘇北老鄉，正蹲廁所，班長撲上去，把他雙臂反銬，拖出押房，褲子都來不及提上來，沿途全是屎尿。為了防止他們呼號和詬罵，嘴巴都用布條塞住。後來，才知道軍法處大費周章，先代那原來被判十二年徒刑的五個人，暗中提出非常上訴，然後再由國防部軍法局（那時候局長就是後來被擢升為副總統的李元簇先生）發還再審，再審的目的是改判死刑。
第三階段就是火燒島，政治犯到了火燒島就到了終站。無期徒刑囚犯只有死亡才能出去，有期徒刑囚犯雖然出獄的日子總在十年、二十年之後，但總算有一個盼望。
大腦是一個最難控制的東西，越是不願去想的事，越會更強烈的去想。
在看守所時，難友蔣海容先生有一天警告我說：
「對不起，我要告訴你，你快要瘋了。」
「你怎麼知道？」
「因為，」蔣海容說，「你坐在那裡，一直喃喃自語，到最後嘴角還吐出白沫，根據我的經驗，這是精神錯亂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夠自我剋制，你的喃喃自語將變成無緣無故的喊叫，那時候就無藥可救！」
我否認喃喃自語。
「你問問別的朋友！」蔣海容說。
我用一種探詢眼光，看著其他難友，他們逐一點頭。這是我最害怕的事，並且對自己竟然陷於瘋狂的邊緣，感到難以為情，但我接受這個事實，向蔣海容懇求說：
「拜託你救救我，以後再遇到喃喃自語時，請給我一拳。」
蔣海容承諾。於是不久，蔣海容的一拳擊中我的右肘。
「有什麼事？」
「你剛才又自言自語。」
「我沒有。」
一個難友在旁說：
「你剛才確實說了一連串無聊的話。」
就這樣的，蔣海容把我從瘋狂邊緣拉回，然而，我卻無以為報。他是當時政治犯中身價最顯赫的一位，官拜調查局調查處長，多少「匪諜」喪生在他的手下，最後擢升為調查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