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正是蘆溝橋抗戰八年的紀念日，我被戴上手銬，押上一部鐵欄桿警車。在步履艱難的走出押房大門的時候，李尊賢恰巧擦身而過，忽然停住腳，指著我說：
「我第一眼就看出你是匪諜，現在有什麼話說？」
我木然的望著他，一直走過去。
「死不認錯！」他在後面生氣說。
我很想回頭唾他一臉，當然，我沒有這麼做。上車後，發現孫建章也在裡面，我們相對苦笑，押解我們的兩個特務，在旁警告說：
「不準講話！」
我透過鐵欄桿窗子，瀏覽沿途街景，想到分別四個月的妻子倪明華，每當警車遇到紅燈停住時，我都幻想，會不會發生一種巧合：明華開著車子也因紅燈而停下來，兩車並肩，我們可能對一個照面，不能想像兩人怎麼反應？向她微微一笑？或者擂窗大吼：「冤啊！」那將給她多大的負擔！我惆悵的重睹睽違四個月的台北和平東路、羅斯福路，直到景美，進入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在一個法庭前下車，軍事檢察官郭政熙下令收押，我和孫建章被分別帶到兩個押房。和十年前青島東路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大不相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全是新建築，而且廁所是蹲式的抽水馬桶，不過奇特的是：距地面約一公尺，也就是約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塊橫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著身子，根本走不進去，只能爬著進去，無論大小便，都無法蹲下，只能趴在那裡，像狗一樣的拉屎撒尿。不知道當初的設計人，為什麼會生出這種邪惡主意？天正盛暑，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只不過是一個糞坑。押房有十個榻榻米那麼大，擠滿了赤身露體、只穿短褲的難友。當大家知道我是柏楊的時候，發出一陣驚呼，有人說：
「全國只有你一個人敢講真話，還以為政府給你特別任務，做榜樣給外國人看。」
直到這時候為止，我還弄不清犯了什麼罪，和犯了什麼法條，所以難友向我查問案情的時候，無法回答。就在火燒似的押房裡，開始難以形容的煎熬。
一天早上，門縫裡塞進來起訴書。
難友們看到我起訴書上「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時，臉色蒼白，不說一句話。我急著問：
「我的罪可能判幾年？」
一位難友把一本《六法全書》塞給我，我查到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款，那是唯一死刑，唯一死刑就是說：
「除非不判罪，一旦判罪，就是槍決。」
我臉色跟其他難友同樣蒼白，霎時間，童年往事，湧到眼前，繼母的咒罵：「叫炮頭」，如今果真無情的應驗在我身上！我雖然想不通自己何以如此下場，但是，這時候終於明白：蔣經國要殺我。
我不甘心的自問：
「我難道真的傷他那麼重？」
一位好心的難友爬過來坐在我身邊，悄悄的問：
「起訴書上的事情是真的嗎？」
「全是編出來的。」
「你真是小說家，」他說，「你這篇小說的稿酬太高了，恐怕要付出生命。」
另外一位難友遞來一杯開水，我爬著去接，右膝蓋發出一種強烈的劇痛，我呻吟著，坐在地上不能動彈，右膝紅腫，我發現已成殘廢。這時難友們各自回到舖位上，我用手撫摸著右膝，心中淒涼。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才發作，不然我會在送到軍法處的時候，要求軍事檢察官驗傷。但是難友們告訴一些類似的故事：一個人在調查局被拷打得遍身流血，送到台大醫院醫治，那人的女兒（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兒）千方百計探聽出爸爸的下落，並設法把病歷表影印一份，當面呈堂。軍法官和檢察官都啞口無語，逼問她這些資料的來源，要判她洩露國家機密的重罪。最後雖然沒有讓她坐牢，但法官對她父親被拷打，卻做了明確的解釋說：
「檢驗單固可證明他在調查局受過毆打，卻不能證明被調查員毆打，可能人犯互毆，亦可能自行撞傷，所提證據，不足採信。」
更因為他女兒居心險惡，企圖誣蔑政府，陷治安人員於罪，對她父親判得更重。
「檢調是一體的，法律在他們手上，」一位難友說，「我們束手無策。」
大家提出的具體意見是：
「開庭的時候，千萬不要提及你受過刑求，那反而激起他們的報復，也不要說犯的罪都是你編的，軍法官會認為你狡獪無賴。唯一的辦法是假裝信任軍法官公正清明，只請求調查瀋陽淪陷後，共產黨有沒有設立民主建設學院，有沒有中國民主同盟；北京淪陷後，旃壇寺有沒有共產黨訓練機構；上海那時候的復旦大學校長是不是許逢熙。法庭只要就這四點澄清的話，你就有活命的機會，千萬不要指責他們的革命同志。」
大概一個月後，正式開庭，審判長是上校聶開國，主任審判官是少校方培然。我站在台下，請求庭上就上述四點施予調查。庭上的軍法官似乎還沒有遇到過這種方式，一時不知所措，猶疑了一會功夫，方培然悻悻的說：
「本庭就著手調查，叫你死而無怨。」
我走出法庭的時候，驀然間看到明華拉著佳佳的小手站在路邊，向我凝視，佳佳眼睛瞪得那麼大。差不多半年不見了，孩子似乎長高了不少，相距只有五、六步，做爸爸的卻不能上去擁抱自己的女兒。
監獄生涯就是艱辛，在那燠熱擁擠的押房裡，囚犯們的生命被片片撕碎。看守所接見日是星期三，最初，明華每星期三都來探望，攜帶一點小菜，有時候也帶佳佳來。看到佳佳，我的心都滴血。我要求明華以後不要再帶她來，一看到孩子，父女俱傷。
長期羈押下來，漸漸的，和明華見面時，幾乎已經無話可談。「唯一死刑」這個條款，明華已在律師那裡完全瞭解它的意義——這不是一個短時間之內就可解決的挫折，而是一個要長期耐心承受的災難。明華是個受人侍奉的小婦人，她面對的是她完全不瞭解，而又充滿恐怖的壓力，她完全慌亂，真難為她支持了七、八個月之久。後來，接見的時間由一週一次，減到每兩週一次，再減到每一個月一次，更變成兩三個月一次。我每次接見，都有心理準備，認為一定會發生，卻一直沒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最後一次接見，隔著玻璃窗，明華毫無表情的在電話的那一端說：
「我們的離婚手續，應該要辦一辦了！」
「我臨走時，寫好離婚協議書，親筆簽名，又親自蓋章，放在你那裡，拿出來就可以用。」
就這樣，結束十年婚姻。我想起一句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接見完畢後，我站起來，渾身像煮在滾水鍋裡，踉蹌回到押房，心裡一片茫然。我告訴自己：現在什麼都沒有了，過去四十年，只是一場漫長的夢。難友們怕我跌倒，扶著我坐下，我自己爬到舖位上，身體靠著牆，有人問：
「太太接見了嗎？」
我點點頭。
「是不是向你提出離婚？」
我又點點頭。
「太太來接見，而沒有帶東西，一定是分手！」
從此，我吃不下任何食物。我再一次想到：死才是最好的解脫。當絕食到第十天的時候，軍法處開庭，兩個法警把我扶到庭上，方培然只問了一句話：
「你為什麼不吃飯？」
「我不想。」
這一次開庭，只不過在法律上做一個紀錄，所以問一句話即行結束。想不到，大概因為腸胃放空了的關係，神志反而特別清醒，對死亡反而沒有什麼感覺。家破也好，人亡也好，大學畢業也好，大學不畢業也好，一切都成了過去，現在就是靜靜的躺在那裡，並不等待什麼發生，而只什麼都不等待。
看守所官員對我似乎十分注意，他們把押房裡其他囚犯全部調走，另外派一個官方的御用難友，進來睡在我身邊，名義上是照顧我，實際上是暗中監視，防我自殺，他不斷用香噴噴的飲食引誘勸勉我進餐。
有一天，那位御用難友特別把我扶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洗熱水澡，我身上已經沒有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黃皮膚包住。我向自己嘆息，這正是一個叛亂犯的下場，我竟這樣倒斃在監獄裡，回想二十年前萬里逃亡，並不後悔，反而有一種終於安靜下來的感覺。
有一天，那個可以自由出入押房的御用難友，忽然進來告訴我說：
「你太太來接見你，」而且告訴我其中原因，「你太想不開，所長特別請你太太來勸勸你。你不要以為我是他們的走狗，活著，你才能報仇！」
就在所長辦公室，倪明華冷若冰霜的坐在那裡，我則坐在茶几的另一邊，茶几上放著一個舊式的旋轉盤錄音機，用來錄下囚犯和家屬的談話。所長在一旁說：
「你們有什麼話儘管談談，不要糟蹋自己。郭太太，有話儘管告訴你先生。」
然而，沒有人開口，明華那種充滿了厭煩和不耐的表情，帶一種萬箭俱發的殺傷力。我連正眼都不敢看她，她已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她，也不是最後一次看到的她，我眼前坐著的是另外一個心腸鐵鑄的女人。經過四、五分鐘之久的無聲無息，我只好首先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