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救國團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時間以外，都在寫我的小說。長篇小說集《蝗蟲東南飛》，中篇小說集《莎羅冷》，短篇小說集《秘密》《怒航》《兇手》《掙扎》，都在五○年代出版。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小小的名聲，受到文壇重視。那個時代，因為出版的困難，出名反而比較容易。
當時全國本來只有一個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會，可是它一開始就被少數幾個人把持，不肯放手，於是引起了窩裡反，以馮放民、劉心皇、王臨泰三位先生為首的一群作家，宣告脫離，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下，成立了「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真正領導人是救國團文教組組長包遵彭和副組長楊群奮，我則是負實際工作責任的總幹事。擔任總幹事最大的好處是，使我認識了五○年代大多數作家。
當總幹事還有好處，當時台灣不但對外封閉得像一個鐵桶，對內也很少旅遊，只有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會員不斷組團作環島訪問，這在當時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行動。而更石破天驚的是，還組團分別訪問金門和馬祖兩個軍事重地，每一次都由救國團出面向海軍總部申請一艘登陸艇，由海總在坦克艙搭起床鋪，這不是一個普通民間團體所可以辦得到的。
另一個好處是，每年暑假救國團都舉辦暑期學生戰鬥訓練，在各式各樣的戰鬥訓練營中，特別成立一個戰鬥文藝營，這個營就交由青年寫作協會主辦，我自然是主角。文藝營普通分為四組：小說、詩歌、戲劇、文藝理論。
——後來，我離開救國團，尤其是入獄以後，所有該會的歷史文獻，對我都一字不提，手法乾淨俐落，態度嚴峻，就好像俄共之對付託洛斯基、中共之對付陳獨秀。即令是圖書上，遇到作者是我時，「郭衣洞」也會被刪去「郭」字，成為「衣洞」。
救國團的工作雖然使我有所收穫，但有時候也受到岐視。有一次，《自由中國》雷震先生邀請幾位朋友到他家後院喝下午茶，來賓中一位是台灣大學教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誰，我那時還不清楚，殷海光當然更不知道我，但他一聽到救國團幾個字，立刻露出不屑的面孔，態度傲慢。我總認為教授氣質應該有相當涵養，春風化人才對；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殷海光所以有那樣的態度，是他把我歸了「異類」的緣故。
救國團上自蔣經國，下到每一位職員，都把《自由中國》視為寇讎。有人警告我，不要再和雷震他們來往，但我不能接受，因為內心裡喜歡並且尊敬雷震先生，從不覺得和《自由中國》來往，是一種背叛團體的行為。當救國團發動四面八方圍剿《自由中國》時，我沒有寫一個批評的字。不過我卻在《自由中國》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幸運的石頭＞，描述一個人一輩子靠運氣，而不是靠能力，步步爬上高位。
這篇小說寫得並不好，但是卻被認為諷刺某些人物，就有人打小報告說：我在東北陷入解放軍之手時，曾被俘擄，而且被關到集中營受過訓。當時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說，蔣中正在總統府召見重要將領，張飛進見，警衛說，你是行伍出身，沒有學歷，不行。諸葛亮進見，警衛說，你有民主思想，不行。馬超進見，警衛說，你是地方軍閥，不行。關公進見，警衛說，你被俘過，不行。袁世凱進見，警衛不認識他，問他說：「你是誰？」袁世凱回答說：「我是袁大頭。」警衛驚喜說：「袁大頭？走後門！」
被俘這項流言的誣陷，是我中年以後的巫蠱。我無法證明我沒有被俘過，而且，主要的是，沒有人要我證明，即令我可以提出證明，也不知道向誰提出。巫蠱是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無所不在的病毒，被咬過的人，才知道它的厲害。假證件的事，那是自己真正的作偽，不是別人誣陷，賴上帝的保佑，終於過關；可是「被俘」突然現身，緊緊的抓住我，我不知道怎麼擺脫。
有一天，文教組長包遵彭先生把我叫到房間，鎖上房門，嚴肅的問說：
「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東北撤退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檢舉你在東北被共匪俘擄過，還在集中營受過訓。」
我跳起來，大聲說：
「我沒有被俘過，也沒有受過訓。這消息是哪裡來的？」
「消息來源當然不能告訴你，反正有人檢舉。」
「我要面見主任（蔣經國）解釋，這是從沒有的事。」
包遵彭立刻緊張，用力握著我的手，說：
「天老爺，你千萬不能向主任作任何反應。懂嗎？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我才這麼坦率的告訴你。本來只教我暗中調查，並沒要我通風報信。主任如果問你怎麼知道有人檢舉你，你怎麼回答？」
我目瞪口呆。
「千萬不能對任何人講，」包遵彭說，「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如果你說是我告訴你的，我會當場否認。」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一切謹慎就是，不要得罪人。」
不久之後，主任秘書李煥先生也把我叫去，談一些公事後，輕描淡寫的問了一句：
「怎麼有人說你在東北被俘過？」
我重複一遍向包遵彭說過的話，李煥也用包遵彭同樣的話，囑咐我謹言慎行。
這種千鈞壓力，每隔一段時日，當我心情正要恢復平靜之際，總要重演一次，然後原樣結束。最無奈的是，我還被嚴厲的告誡，不準向任何人提起。
後來我才知道，「被俘」是一個嚴重的罪行，最高可以判無期徒刑。我陷在五里愁霧中，日夜忐忑不安。
一九五○年代末期，國際上流行一種稱為「年會」的學術會議（不是年度性質的會，而是專題性質的會，像國際物理年會、國際地球年會）。救國團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在風景明媚的日月潭，舉辦「中國青年文史年會」，其實就是一個以大專學生為主的冬令營。就在年會上，我認識了靜宜英語專科學校（後來改為靜宜大學）的學生倪明華，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被切成兩段，一切歸零。愛情足以使年輕人著迷，但對中年以上的人來說，只不過一句虛話；尤其是男人，事業居於無可動搖的第一位，愛情不過逢場作戲。可是，對我不然，這一場愛情，使我跟永培仳離，和整個社會作對。
對這件事反應最強烈的是明華的父親——中興大學教授倪渭卿先生。他那時正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和成功大學校長閻振興先生同住一個寢室，他警告閻先生，成功大學如果再繼續聘我教書，他們夫婦將去鬧個天翻地覆，閻先生遂立刻把我解聘。倪先生又發電報給蔣經國，指控他的部下利用職權勾引他的女兒，要求嚴辦。蔣經國並沒有立刻下令把我撤職，而只是要副主任胡軌先生警告我說：
「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大丈夫。前途重要，怎麼可以這樣胡鬧！」
我不是胡鬧，而是認真，我仍繼續和明華來往，她父親的反應越發強硬。那時的報紙雖然對這件事沒有一個字的報導，但在整個救國團和它所屬的各縣市支部，已成為轟轟烈烈的話題。我平常本樹立了不少敵人，現在，更成為流言四射的箭靶，想不到的一些醜聞，和足以致我於死的跟共產黨有關的一些傳言，越來越嚴重。我完全孤立，沒有一個人和我說話，也有一些朋友前來勸解，站在事業和前途的立場上，指出我半生辛苦的成果，將為一個小女人而毀於一旦，不但不實際，也不聰明。
然而，我完全聽不進去，我把愛情置於第一位，把事業前途置於第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評和阻礙，正是我的盲點。「青幹班」同學張忠渠感慨的說：
「你已經著迷了。」
「是的。」
迷，是我的致命傷。
蔣經國叫李煥轉達他最後的一次警告。
「主任說：郭衣洞不是被俘過嗎？如果他再繼續惹事，我就叫調查局調查他這件事。」
「調查就調查，」我說，「我根本沒有被俘過！」
李煥不說話，沉默了一會，說：
「好吧！你辭職吧！」
多少年後，回想起來這一段對話，忽然驚出一身冷汗。那年我已四十歲了，雖然經過那麼多災難坎坷，可是，仍不知道「調查」的恐怖含意。直到十年之後我被逮捕，才發現一旦「調查」，即令以皇太子之尊，也會被「調查」出叛國的罪行。不過，雖然當時蔣經國已十分不耐，但他卻不為已甚，並沒有真要「調查」。而李煥先生，以他當時的影響力，如果不包容擔當我的荒唐的話，蔣經國可能會被激怒，採取行動。而發生在十年之後的被捕事件，將提前十年發生，那才是我最大的悲慘。
辭職後，又恢復了當年的孤獨，接著，深懷內疚的和永培分開，孑然一身在臨江街找了一間房子暫住，沒有薪資，沒有工作，身上只有一點點零用的錢。而明華卻如石沉大海，她被父母軟禁在家，不準上學，也不準出門，根本不知道我的去向，二人無法聯絡。感情在沸騰了以後，又歸平靜，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時，朋友們開始譏笑說：
「你被一個小女子耍了，這麼大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