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性，與其說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寧說是傾向文藝的和文學的。我從少年時代，就被各式各樣的武俠小說迷住，還幾乎瀏覽了當時大部份傳統的社會小說，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甚至看不懂的《儒林外史》，和十分艱深、用文言文寫的《聊齋誌異》。
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而言，我所讀非主流的書，佔去的時間實在太多，假定能用其中三分之一的時間去讀算術，三分之一的時間去讀英文，而不去讀家長和教師們一提起來就青筋暴脹的非主流書籍，這一生一定過得平平順順，快快樂樂，會和現在大大的不同。
百泉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才第一次接觸到中國文壇上的曠世名著——《紅樓夢》，但是對這本書的印象不佳。因為四大厚本已看完了兩本，還看不到打架，我立刻就認定那不是一部好書，把它扔得遠遠的。真正使我崇拜的第一位現代作家，卻是張恨水先生。
在高中入學考試前，為了準備功課，到開封圖書館讀書，偶然間從書架上發現一本張恨水寫的《啼笑姻緣》，立刻被其中的情節抓住，每天都看到下午閉館，被館員吆喝趕走。男主角樊家樹與女主角沈鳳喜、何麗娜的傳奇式戀愛，使我走到街上都一直惆悵若失，幾乎把新學會的平面幾何忘光。
從《啼笑姻緣》、《金粉世家》、《大江東去》，直看到歌頌國軍常德保衛戰的《虎賁萬歲》，只要是張恨水寫的書，我有見必買，一直到有一天，買到署名也是張恨水作的小說，看了幾頁之後，忽然覺得完全不對勁——只知道不對勁，不知道哪裡不對勁，反正怎麼看都不對勁，翻查版權頁，才發現作者是「張恨冰」，冒牌矇混。從此，我就以張恨水的知音自居。
張恨水的作品，採用中國傳統章回形式，這是最困難的一種形式。僅只是章回的題目，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文學素養，根本就寫不出，而且對話密密相接，那才是真正的上臻功夫。
考上開封高中後，才開始接觸完全採取外國形式的新文藝。看過當時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喜歡的還是魯迅，特別是魯迅小說的沉重和積鬱，那種每一個字都像石磨一樣在心靈上轉動的壓力，把問題冷峻的刻畫出來，他的小說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
不過，真正對我寫作啟蒙、以後對我寫作有幫助的，卻是一部既平凡而又奇怪的書，那就是《作文描寫辭典》。自三○年代大陸，直到七○年代台灣，市面上不知道出過多少種版本，內容大致上分為人物篇：「少女」、「流浪漢」、「老人」、「病人」、「禿頭」，風景篇：「小溪」、「河流」、「斜陽」、「小徑」……；還有感情的描寫，像「失戀的少女」、「恐怖的古剎」、「火災」……等等，至少也有四、五百頁，編者從各位名作家的作品中，尋找有關段落，文後都註明摘自某作家某書。大陸是那麼樣的廣袤，書的種類又是那麼樣的繁多，而價錢又是那麼樣的貴，不要說是一個學生，就是中產之家也無法看遍所有文藝作品。可是，卻可以透過這本書，看到文壇全貌，尤其是摘錄下來的，都是精采片段，讀者很容易由驚訝而好奇，由好奇而購買他們的書。我就是從這樣的「類書」中，興起對文藝的興趣，和對作家的崇拜。像對丁玲，有一段描寫她挨家逐戶尋找她的丈夫胡也頻，使人真為她的處境哀傷（胡也頻那時候也不過二、三十歲左右吧，因為思想左傾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悄悄槍決）。其他作家，像章衣萍、沈從文，也都是靠《作文描寫辭典》引薦，進入他們的世界。
到台灣後，對共產黨在大陸上的流血鬥爭和極端的不自由，以及台灣島上的南北漂泊，使我心中產生很強的寫作衝動，只是沒有機緣。青年歸主國際協會的事情發生後，我寫下平生第一篇散文，投寄到當時台灣最大的一份雜誌——《自由談》，而且被採用發表。題目已經忘記，不過影響倒是記得的。刊出後，當時聯勤總部財務署長吳嵩慶先生寫信給我，邀我到他家共餐，吳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向我肯定一個基督徒有愛自己國家的權利。而我的很多朋友讀到這篇文章，才知道我身在台灣而且失業。百泉初中的老師、也是百泉鄉師範學校校長李振雲先生，教我去他擔任校長的台北縣立樹林中學當教員，我再一次想到安定，永遠安定。
可是，第二年，珞珈山「青幹班」同學包遵彭，出任蔣經國成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文教組組長，邀我參加。樹林位於台北市之南，過去，我每天要徒步三十分鐘，由我住處走到萬華車站，搭車到樹林，下車還要走十幾分鐘才到學校，遇到雨天，沿途泥濘不堪，而救國團總團部就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卻是說不出口的，仍是我的證件出了問題，因為我始終沒有東北大學文憑，來台灣後，一直用同學們保證的「證件遺失」證明。在樹林中學，雖然通過了核薪這一關，但台北縣政府曾用公文催促我補繳正式畢業證書，並且告訴我，教育部現在已經開始頒發正式畢業證書，擔保證明不能再用。問題是，我當然不敢申請正式畢業文件，因為明知教育部有開除我的檔案，只要申請，就等於自投羅網。僅這一點，就夠我歡天喜地的轉向救國團。從此，大家把我歸類為蔣經國的人。
很多人認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是一個特務組織，其實，當然不是，它只不過是蔣經國培植私人勢力的迷你王國。總團部設有若干組，最初以數字為順序，以後取消數字，直接標出工作的內容，像青年活動組、青年服務組、文教組、婦女組……具有政黨組織的雛型，蔣經國是主任，胡軌是副主任，李煥是主任秘書，這是一個單調的團體，被外人稱為太子門下，但卻絕對不是特務，因為特務是一種專業，救國團不夠資格當特務，況且蔣經國另有特務系統，不需要救國團介入。我到救國團不久，就在包遵彭桌上，看到蔣經國致黨團高級幹部的一份簽名密函，大意說：
「有很多同志反對我接管情治機關，認為那是一種特務工作，不符合我的身份……」
蔣經國就這一點加以解釋，然後，他說了一段重要的話，他說：
「關於情報治安工作的法律問題，我曾經和戴笠同志談過，他說：革命就是法律，我們身負革命重任，不能處處遵守法律。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以此與大家共勉。」
我忽然警覺到，我看到了一份我不應該看的機密文件，急忙回到自己的坐位。
不久，總團部搬到峨嵋街，發生了《自由中國》事件。
《自由中國》是國民大會代表雷震先生創辦，受到胡適先生支持，它傳播民主自由思想，對社會弊端的直言不諱，在五○年代，成為台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那是撤退到台灣後，喘息舐傷的時代，大陸上的慘敗，不但沒有使國民黨有任何醒悟，反而認為：
「共產黨的成功，是我們國民黨太善良的緣故！」
於是更加強黨化教育和組織訓練，最高統帥蔣中正先生的領袖地位更加鞏固。只有《自由中國》雜誌，呼籲希望國人從腐敗、獨裁、封建中覺悟。我到台北後，不久就跟《自由中國》的一些成員，包括社長雷震先生、編輯聶華苓女士、傅正先生，來往密切，我對《自由中國》的言論，從頭到尾，由衷認同。
到救國團後，《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的抨擊更加激烈。有一次，發表了＜那是什麼東西＞一文，質問學校旗竿頂端的國旗下面，另外還有一面綠旗，它是什麼？蔣經國為此大為震怒，因為那正是救國團的團旗。在每個星期三上午，由蔣經國主持的團務會報上，他嚴厲的對與會的幹部說：
「你們一定有朋友在《自由中國》，我命令你們告訴他們，他們這樣做是反動的，要自負後果。」
我當然不會把這些話轉告，不願因我傳話使雙方面的敵意更為增加，可是心裡同情《自由中國》。
團旗事件後不久，爆發了另外一個重大的「祝壽專號」事件。
蔣中正大概是世界上最喜歡慶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領袖，五十歲生日的時候，還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就發動了獻機運動，所獻飛機排一個中文的「五十」二字，在天上飛翔，報上登出照片。到了台灣，每逢他生日那一天，都要舉辦一次祝壽活動，所有的媒體像從一個模子裡澆出來的：刊出「普天同慶」、「薄海歡騰」標題。最有趣的是，蔣中正一面欣賞部屬為自己祝壽，一面又下一個「手諭」，交給中央社送各媒體發表，手諭上說：
「聽說要為我祝壽，值此國難期間，實不可行，希望轉告各級單位，確切遵照。」
大意是這個樣子，原文已不記得。結果是祝壽場面越來越熱鬧，花樣也越來越令人歎為觀止。在台灣這個小島上，已聽不到任何追究大陸失守責任的聲音，而只有眾口一辭的讚美民族復興的救星，蔣中正自己也終於相信這一些都是真實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島各機關學校已經開始籌備慶祝領袖華誕，蔣中正忽然頒發一道命令，像古帝王「徵求直言詔」一樣，要各方面不要顧忌，儘量對政府提出批評。
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永遠不會下達這種要人民批評的命令，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