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第一次入獄

珞珈山的「青幹班」是一個政治機緣,時間雖然只有一個月,但是它卻集結了足以影響若干人前途的社會關係。一九四六年,總統蔣中正的兒子蔣經國,在重慶浮圖關中央訓練團原址,創辦了中央幹部學校,招考研究部第一期(奇異的學制、奇異的名稱),完全是蔣經國私人幹部培育中心,那些研究部第一期的若干學生,曾經主宰台灣政壇三十年。蔣經國用人的標準,第一順序就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學生(至於研究部第二期,以及普通科學生入學的時候,蔣經國的興趣已經轉移,不再重視)。所以,六○年代台灣政壇上,有一句諺語說:「非幹不行。」「幹」是個雙關語,指你要想當官,可是非「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出身不行。蔣經國先生想跟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稍後改為政治大學)媲美,他傚法中央政治學校的架構,既沒有在教育部立案(他如果立案,易如反掌,但蔣家父子的作為總是表現出威權凌駕法律之上),又沒有冠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字樣,沒有人知道這些幹部是誰的幹部。

「青幹班」的初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人員訓練班」,後來改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蔣經國創辦了中央幹部學校以後,為了安撫和吸收當時已在全國各地青年團具有實力的「青幹班」同學,就把「青幹班」改為「中央幹部學校第一期」。「青幹班」同學經此一改,也就成了蔣經國的學生。學生雖是學生,卻到底不是真正的學生,所以當時也有一個比喻:「青幹班是門神,開門時在裡面,關門時在外面。」不過,「青幹班」同學也就在這門裡門外,吃一點政治上的零碎點心。

我就在走投無路時,遇到了「青幹班」年紀最大的學長李荷先生,他那時候已當上立法委員。他的一位朋友瞿紹華當教育廳人事主任,一紙派令,我就成了屏東農業職業學校的人事員。

屏東在北迴歸線之南,比北台灣更接近熱帶,我到差後第一件事就是去買兩件這輩子第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獨自一間的小屋裡,安靜的過日子。每天上班下班,打算終老天年。可是好像是上天註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沒有結束,還不過是剛開始,和以後我所受到的災難比起來,在大陸上那些折磨,實在是微不足道。

我的薪水,除了生活開銷之外,添購了一些衣服,還買了一架可以聽短波的收音機,每到晚上的時候,就收聽一段北京人民電台京戲,當然也附帶收聽幾句華南一帶戰況的報導。當時台灣已經戒嚴,收音機也不普遍,我每晚開收音機,除了擾亂鄰居的安寧外,當然也引起別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務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卻沒有絲毫警覺。

於是,常常的,像在瀋陽、北京時一樣,向同事們談論國家大事,尤其糟的是,我特別讚揚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對撤退到台灣的國軍行徑,深惡痛絕。恰好報上一則消息,一個軍人沒有車票,硬闖出車站,收票員尾追到軍營,要他補票,結果招來一頓毆打,使我感到羞恥。晚上,快要入睡時,兩個普通裝束的中年人進來,很客氣的要我前去談談。

「去哪裡談?」

「你去了就知道。」

就這樣的,我被吉普車載到火車站,押上火車,一直駛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沒有語言,在火車的晃動中,也看不清他們的表情。我像木頭一樣,被夾在中間,滿腔憤怒,一點都不知道事態的嚴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們把我送到設於青島東路的台灣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一進大門就聽到從一排木柵裡面,發出鬨堂的叫聲:

「歡迎新客人!」

我被推進其中一個像獸籠一樣的房間,裡面塞滿了赤背短褲的囚犯,我爬到房間的一角,在一個龐大的馬桶旁邊坐下。

「你犯了什麼罪?」有人問。

「不知道。」我說。

「哈!你明明是一個匪諜,怎麼說不知道?」

這時候我才有點害怕。

「來到這個地方的人都是匪諜!」

「匪」就是共產黨,有時候再加上一個「共」字,成為「共匪」,「諜」指的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以後四十年間,「匪諜」成為台灣人民一種最可怕的巫蠱,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敗名裂。就在看守所,我跟一位年齡相若的人,談得非常投契,他叫楊啟仲,是一位中學老師,因為同事在他的宿舍發現一本艾思奇編的《唯物論辯證法》,被送到這裡,已經兩個月了,還沒有問過一次話。

押房擁擠不堪,只能容納十幾個人的獸籠裡,有時能塞進三十幾個人,大家只好蹲在那裡,輪班睡覺,伙食既簡單又骯髒,大多數人都瀉肚,馬桶就在我身邊,臭味還在其次,有時還有糞汁濺出來。我無法靜下來思索怎麼會落得這種下場,陷入我從沒有想過的困境,呼天不應,喚地不靈,沒有人告訴我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也沒有人指引我怎麼自救。從每天不斷塞進來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瘋狂逮捕,一個人因身上插著紅花在新公園被捕,一個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為「偷聽共匪廣播」,我膽怯起來,萬里渡海,難道為了到台灣斷送殘生?早知道我應逃回輝縣,或逃回息縣,反正不過如此!

就這樣,我受到漫長的囚禁,沒有人問一句話。直到一天上午,守衛叫出去二十幾個人,帶到大廳,接受審判,每個人詢問的時間,大概五分鐘。我進去後,台上坐著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臉的不耐煩。我還沒有站定,他就開始宣判說:

「閱讀非法書刊,為匪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像五雷轟頂一樣,我哀聲叫道:

「法官明監,我從沒有閱讀過任何一本共匪的書,就是在北平的時候也沒有。」

「你沒有看過,這《唯物論辯證法》是誰的?」法官問。

「法官明監,那不是我的書。」

「不要狡辯,帶出去。」法官說。

我掙扎哀求說:

「法官明監,那不是我的書。」

「不是你的書,」軍法官說,「難道是我的書!」

一個書記官附身跟法官耳語,法官自言自語說:

「楊啟仲的判決書,怎麼放在這裡?你叫什麼名字?」

我把名字告訴他,法官翻了又翻,自言自語說:

「又是一個沒有判決書的人,帶回去候審。」

我回到押房,而楊啟仲就再也沒有回來。時至今日,不知他可仍在人世?仍在台灣?

終於有一天,我再被叫到軍事法庭,另一位軍法官宣佈說:「竊聽共匪廣播,處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當天,我已羈押了七個多月,我高興得幾乎要喊他青天大老爺,可是面對的問題是到哪裡去找保人?全台灣恐怕沒有一個人肯保一個匪諜。押解我的那個班長(囚犯對看守法警的尊稱)看出我的困難,告訴我說:

「如果你有八十塊錢,我可以替你買一個保人。」

八十元是一個大數目,幸而我身上恰恰還有八十元,收押時被收去保管,言明出獄時領出交付。就這樣的,我走出看守所,但已囊空如洗。當我跨出那個小門,仰天歎一口氣,發現又一次的四顧茫然,無處投奔,身上又無一分。感謝神靈,就在這個時候,忽然遇到劉浥塵。他在工礦黨部做事,恰巧路過那裡,而工礦黨部設在台北市華陰街,距離不遠。我向他借返回屏東的路費,劉浥塵把我帶到工礦黨部,警告說:

「你被人帶走,一去半年,有什麼理由相信學校還保留你的職位?你應該先打個長途電話問個清楚。」

我驚醒過來,捏造一個姓名打電話去試探,對方直率說:

「郭衣洞已經被開革了。」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而且是慘敗。

我被神秘逮捕,依當時白色恐怖的氣氛,應是有去無回,可是卻被草草釋放,連判決書都沒有給一張,似乎和國際局勢有關。在我坐牢的七個月期間,韓戰爆發,發表白皮書本來要放棄國民黨和蔣中正的美國,突然重新把台灣抱起,從棄兒變成寵物,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國民政府的聲勢一下子從谷底升到中天,信心也隨著倍增,對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無法一一處置,才把一些他們認為不足輕重的案件作一清理,大批釋放,我不過是幸運者之一。

但幸運只能使人恢復自由,不能恢復工作,我只好到劉浥塵服務的工礦黨部睡地鋪度日。在那個時代找工作真是艱難,尤其是台北的雨似乎比南部多得多,每一次穿著濕淋淋的皮鞋到一些長輩家拜訪,在玄關那裡簡直無法脫鞋,除了襪子濕淋淋的不能上榻榻米以外,襪子上的破洞,也使我難堪。就這樣,失業和破洞的濕襪子,就像連體嬰一樣的在我記憶中不可分割。在台北碰壁又碰壁後,忽然得到李淼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學當人事員,於是投奔李淼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學院(後來改制為國立成功大學)附設工業職業學校當人事員的范功勤來信說,他可以介紹我到他們學校當歷史教員。雖然,我對歷史一竅不通(事實上,學校的課程,我沒有一門通),不過我已沒有什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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