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天祥、孫建章三個人（廖衡回他的故鄉哈爾濱探親，稍後也輾轉來到台灣），終於穿過山海關，到仍在國軍控制下的唐山，再坐火車轉往北京。這是一個悲涼的下場，我們住在一個朋友介紹的小公寓裡，眼睛望著天花板，口袋裡空空如洗，肚子開始飢餓。孫建章去投奔在十六軍當連長的朋友，我和徐天祥忽然想到，我們以第三軍官訓練班教官的身份，可以投奔設在北京旃壇寺的陸軍軍官學校第一軍官訓練班。於是去了，一個上校組長一看見我們的狼狽裝束，就拉下臉來，用拳頭敲著桌子說：
「你們為什麼不抵抗？」
我們呆在那裡，不敢坐下。
「你們為什麼不抵抗？」
徐天祥已經氣結，我結結巴巴說：
「我們是文職人員，不是帶兵官。」
「你還強辯，革命軍人就是隨時準備犧牲。」
我回答說：
「北京朝不保夕，看你去當革命軍人吧！」
說完之後，拉著徐天祥走出辦公室。
維持尊嚴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和徐天祥陷入絕境，只好四處拜訪朋友，東一頓西一餐的維持生活，很快的就瘦得不成人形。
我後來找到一位輝縣小同鄉，在新六軍當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道害什麼病，雙目突然失明。我和徐天祥經常到他家——口袋衚衕二號，他太太總為我們準備一杯茶，有時也請我們吃碗麵條，可是仍難忍飢餓。
有一次，我和徐天祥在西單馬路上，毫無目的的閒逛，我忽然厲聲說：
「你活該挨餓！」
徐天祥看一下我。
「你活該挨餓，」我憤怒的說，「你受過高等教育，卻餵不飽自己的肚子，你餓死都不足惜。」
「你說誰？」徐天祥問。
「我說我。」
我對飢餓和貧窮充滿了憎恨，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
我忽然遇到那位連孟德爾定律都不知道，卻考上西南聯大的百泉初中同學朱光弼。他現在是北京大學四年級學生，這時候，我才知道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已變成一個狂熱的共產黨，是北京地下黨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就常到北京大學，跟他對床而眠，聽他講些無產階級革命的種種故事。我如果肯洗面革心的話，他答應由地下管道，把我送到城外人民解放軍總部；我說我願意洗面革心，但我不肯到人民解放軍總部。
這時候，政府所轄江山，一半已淪入共產黨之手，全國知識份子的左傾程度，接近宗教狂熱，一個人是不是向共產黨靠攏，成為檢查他是不是進步人士的唯一標準。可是，共產黨沒有個人自由、唾棄溫情、標榜黨性，全都使我毛骨悚然，我性格上不喜歡拘束，覺得人性尊嚴和溫情扶持，是人類共有的美德，黨性只是英明領袖鞏固自己權力所加到群眾身上的私刑。這感覺使我不甘心屈從，但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並不傷害我和朱光弼兩個人的感情。每天早上，他都陪我到豆漿攤吃燒餅油條，往往先讓我坐下，然後他站在旁邊數他口袋裡的錢。有時說：
「只能吃一碗豆漿。」
有時說：
「再加一個燒餅。」
有時遇到財大氣粗的日子，他就大聲叫：
「管飽！」
我這時候就吃一碗豆漿、兩個燒餅、兩個油條。朱光弼很少自己也坐下來吃，他總是先在學校吃飽稀飯，因為兩個人吃，錢就不夠了。
北京城裡，街上人潮洶湧，擠滿了國軍官兵，也擠滿了象徵那個時代特有的小販，手裡托著一串銀元，在西單徘徊，口中單調的叫著：
「買倆賣倆！」
這是錢販子，從事銀元和當時流通貨幣——金元券的兌換工作，從中賺取差額，利益十分可觀，那時候金元券像瀑布般的下跌。小販在這個巷口，一個袁大頭可以買金元券五億元，走到另一個巷口時，就可以買五億五百萬元，等他再回到原來那個巷口時，一個袁大頭已漲到五億一千萬，到不了晚上，一個袁大頭可能換六億了。但大家仍在絕望中製造希望，甚至有人說，國軍已反攻到廊坊，更有人堅稱他確實聽到炮聲，這是一個垂死掙扎的幻夢，瀋陽淪陷前後，人們也都傳說國軍在營口登陸。
同時盛行的還有卦攤，每人問的問題都一樣——前程。卜卦的答案也千篇一律，只有兩個：一是你就留在北京！北京是福地，自有貴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貴人（那時候西北還在傅作義部下董其昌將軍之手）。事後的先見之明，福地遠在東南——大海中的台灣，可是，沒有幾個人知道中國還有一個台灣，就是知道也跟知道太陽系有個月球一樣，遠在天涯，不是人們可以隨便去的地方。
忽然，毫無跡象的，有一天，傍晚時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派人在街上發放傳單，要市民於晚上六點鐘，一定回到各人的家，收聽重要消息。大家已經察覺出來，這是一個不祥之兆，可是無法確定它的內容，也不敢相信全國人民所依賴的傅作義將軍會拋棄那麼依賴崇拜他的軍民。很自然的，當夜幕低垂，六點鐘正的時候，我、徐天祥等，都聚集在常咸六狹小的房子裡。就在這時，收音機宣佈：「請聽眾十分鐘後，聽重要廣播。」
不久，收音機再次宣佈，請聽眾五分鐘後聽重要廣播。不久之後，收音機第三次宣佈：請聽眾一分鐘後聽重要廣播。一分鐘後，收音機在萬籟無聲的空氣中，慢慢的說：「華北總部、人民解放軍聯合公報：第一……」沒有人記得詳細內容，僅只「華北總部、人民解放軍聯合公報」這幾個字就說明了一切，傅作義投降，北京陷落。用共產黨的術語說，「北京解放」。
剎那間，在家中聽廣播的人，幾乎傾巢而出，到街上訪親尋友，探聽消息。至於探聽什麼消息？誰也不知道，只是像被搗壞了窩的螞蟻一樣，張皇四竄。
第二天，我到街上，北京已出現另外一種氣象。每一個路口，都有三個哨兵，一個是華北總部戰士（這時已自動拿下「剿匪」字樣），一個是人民解放軍戰士，一個是北京市警察。顯然的，當華北總部向人民保證，化危機為轉機，只是收回拳頭準備出擊的時候，其實他們已在秘密的出賣他們的部下與忠於他們的人民。
我找到朱光弼，他把我領到剛成立的人民大學門口，要推薦我去讀研究部。
「國民黨會毀了你，你有志難展，」朱光弼說，「共產黨有無窮天地，愛才如命，你要留下來，新國家需要你。」
我支支吾吾，答應一定留下來。
兩天後，人民解放軍堂堂皇皇進入北京，街上擠滿了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學生，當然也有小市民，可是他們跟站在兩旁看熱鬧的國軍的殘兵敗將一樣，臉上充滿了疑懼。那絕對不是一個萬人空巷以迎王師的場面，但卻是年輕學生們長久盼望的日子。他們在街頭興奮的奔跑，扭著秧歌，還在旁邊用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東北農村插秧時的民間簡陋舞蹈，跳起來時，你說它有多醜，它就有多醜，那是一個絕對上不了檯面的舞蹈）。可是，共產黨既然提倡它，它就成為青年們的光環，很多學生乘著還沒有塗掉國徽的國軍十輪大卡車，在街上奔馳高歌。
就在東單，突然間一個國軍少校軍官在馬路上把魚貫而進的車隊攔下，抓住駕駛座右座的兩個大學生，一面哭，一面咒罵：
「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大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麼不好？當我們在戰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麼？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們整天遊行，反飢餓，反暴政。你們飢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飢餓，今天還這個樣子的忘恩負義，上天會報應的，不要認為會放過你們。」
那位少校已經失去理智，一邊哭，一邊罵，一邊毆打，一時間全街都呆住了。最後還是他的同伴把他強制架走，才沒有惹下大禍。
這時候，北京只剩下一家報紙，那就是《世界日報》，它的老闆成舍我（後來他在台北創辦世界新聞學院，保護了不少被蔣家父子迫害走投無路的知識份子）雖然不在北京，但他的這份報紙，卻是北京孤舟短暫行程中的一盞明燈。每天，當報紙出來的時候，成群結隊的讀者，圍在貼報欄下，默默讀著沒有經過共產黨審查的新聞——這恐怕是共產黨有史以來，准許新聞自由的幾天。
《世界日報》刊載國軍反攻部隊，正向天津及楊村挺進的消息，間或隱約暗示艦隊逼進大沽。淮海大戰雖只結束二十餘天，國軍雖早退守長江以南，事實上不可能立即捲土重來，向千里外的孤城發動攻擊，不過沉到海底的人，連動盪的海草，都會當作是救生繩索。北京城裡國軍的那些殘兵敗將竊竊私語的轉告，心裡燃燒起不應該燃燒起的希望。但我對這份報紙永難忘記的卻是，它正在連載張恨水先生的一篇小說＜開門雪尚飄＞，描寫抗戰勝利後，復員回到北京的一對年輕夫婦，丈夫是一個位置低微的小職員，太太漂亮非凡，丈夫的同事和丈夫的高幾級的長官，都向她展開攻勢。有一次，妻子應邀參加舞會，丈夫尾隨著進入警衛森嚴的大院，從大廳窗子向裡偷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