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同情心、嫉妒心人皆有之，可是有人說中國人對別人的苦難，常以明目張膽、興高采烈的看熱鬧的方式，冷眼旁觀。對於別人的成就和幸福，則以諱莫如深；極端隱密，極端惡毒的嫉妒心待之。當然現在中國也很流行「紅眼病」。
這一幸災樂禍，嫉福如仇的心理，如依柏楊先生的高見看來，是不是自古有之，於今尤烈？也是來自醬缸文化嗎？
答：醬缸文化的難以滌清，和人口太多有關，有人稱之為「小白鼠效應」，科學家把一群小白鼠養在一個大的空房間裡，發現他們都很安靜、和睦。可是放在一個擁擠不堪的小籠子裡不久，他們就顯得煩躁、易怒，時間更久，甚至發生打鬥、嘶咬。
「小白鼠效應」是有道理的，但是卻不一定如此，日本也是人擠人，為什麼沒有中國這麼糟糕！我的想法是：幸災樂禍是人類天性，能看到敵人仇人受到災難，認為是上天懲罰，當然大樂。可是對陌生人的痛苦毫無動於衷，卻是中國人的特徵，我從事國際特赦救援工作，發現了一點，要想使中國人關懷外國（尤其是遠在天邊，從沒有聽說過的國家）的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簡直難如上青天，中國人的愛心很難突破自己鄉土的疆界，因為我們傳統文化中缺少這種終極關懷的動力。
然而，中國人最醜陋的一面，仍是最善於講假話、空話、大話、酸話、毒話，以及肉麻阿諛的話。這裡特別對我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中所提的，加以修正和補充。
我提醒先生，你不妨檢查自己的交往，你會發現，你永遠不會從一個中國人口中，聽到他對其他的人讚揚！你知道為什麼？為的是上帝正在天上垂聽，一個中國人如果讚揚別人，上帝立刻就會大發雷霆！有一次我和一位外國朋友談起另一位中國學者，一不小心，讚揚了幾句，外國朋友大叫說：「你什麼時候被開除國籍了！」看我愕然的樣子，他笑說：「中國人從不在背後說人好話的！」
中國人是一個在各種壓力下受傷很深的民族，沒有培養出讚美和欣賞別人的能力，卻發展出鬥臭別人或阿諛別人兩極化的語言。要中國人培養出健康的語言，要從心靈的健康著手，這恐怕要經過一段長期的教育，那是二十一世紀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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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我們是第三條船——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成立感言
中國民間流傳一個故事，有人問說：「長江上船來船往，到底有多少條船？」聰明人回答說：「兩條，一條為名，一條為利！」這個古老的故事，探索到人生的奧秘，把人類所特有、複雜到用最最尖端電腦都不能解讀出來的千頭萬緒，作簡單劃分。如果靜靜的坐在高峰，鳥瞰大地，印證這個故事，確實令人心驚。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忽然間，另一條船——第三條船，在驚濤駭浪中，悄悄出現，當有人渾身是血的從「名」「利」船上被拋出來的時候，這個第三條船立刻劃動雙槳，前往營救，而不管被拋出的人是男是女？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土著或是移民？是什麼政治派別或什麼宗教信仰！
國際特赦組織就是這第三條船，她於一九六一年成立，總部設於倫敦，在全世界五十二個國家（包括台灣）中成立有分會（依內政部規定，中文譯為「總會」），在六十九個國家中成立有小組，曾於一九七七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擁有無可置疑的崇高聲譽。只因為她經常在政治迫害事件中挺身而出，遂被人們誤認為是一個政治行為非常激烈、專和政府抗爭的團體，甚至被定位為陰謀叛亂團體。國際特赦組織之輸入台灣，始於六○年代白色恐怖的大肆逮捕，無數良心犯和非暴力政治犯，以及他們的家屬，在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悲慘命運下，國際特赦組織伸出堅強溫暖的援手，從世界各地飛來的營救信件，和各國大城小鎮的營救行動，使受難的人得到強大的正義支援。而台灣在重重壓力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首先在台北建立兩個小組，這是跨進台灣的第一步，回想當時所受的干擾，社會人士談國際特赦組織，連臉色都會變得蒼白，如今回顧，不禁使我們痛心於一個封閉的社會，竟造成這麼多誤解。
而今，距總部成立三十四年，距台北兩個小組成立四年之後，我們終於茁壯成長。二百年來，中國人受盡欺凌，總是接受外國援助，現在終於脫離被關懷、被營救的弱者角色，有能力轉而去關懷和援助其他國家、其他族群中為自由、為民主、為爭取法治受苦受難，而被拋下大海的無辜受害人士。
在這個劃時代的日子，身為國際特赦組織的一員，由衷的感謝發起國際特赦組織的先驅。也歡欣由於國際特赦組織會員們的貢獻，使我們國家獲得今天這樣的長足進步。今天以後的日子，仍很艱難，我們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更多的參與，我們這裡沒有名、沒有利、沒有一點世俗的榮耀，被拯救的人我們不認識，得救的人也不會對我們回報。我們付出時間、付出愛心，唯一的代價是生命的充實，和品質的提升，我們不僅救落水的人而已，而是救人性的尊嚴，和學習對公義和理念的認同以及實踐。這是我們這艘第三條船的目標，鞠躬盡瘁，永不休息。
——原載一九九四．五．十六．台北《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