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儒家思想以「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或「正其誼不謀其利」的旗幟，對商人充滿了輕視，嫉妒，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至今不但官界，連學界還是瞧不起做生意，認為做正當生意賺錢是丟人的。
可是中國大陸自文革以來，讀書人成了臭老九，自「改革開放」以後，這一風氣是否已完全打破傳統的「反商」情結？大家向錢看以後的中國人，將蛻變成為何種「新人類」？
答：中國統治階級從古代就有兩項守則：一是反智、一是輕商。儒家定於一尊後，並不是帝王尊重知識份子，而只是重用儒家當保鏢護院，儒家也小心翼翼的推行帝王的愚民政策，以便帝王稱心快意，大小賞給他一個官。儒家一旦和政治結合，思想壟斷，就形成反智，於是盡量推廣他們的「教化」，如為父母守三年之喪。他們的徒子徒孫更認為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了，完全否定知識的功能。
二十世紀民國初年，胡適先生等一批人提倡白話文，反對的都是知識份子，認為連販夫走卒都可以寫文章，豈不是斯文掃地。他們之反智，只是為了一旦教育普及，他們那點知識失去市場，便沒處噉飯了。毛澤東先生是中國最後一位反智的君王（我竭誠的希望這樣），所以他教唆他的群眾反對天下所有的權威——只除了他自己的權威！
輕商實質上也是反智，商人和農人簡直是分別居住兩個星球的人，差別很大，商人的知識程度普遍比農夫高，因為他們需要記賬、通信，眼界也開闊得多，而且有冒險精神。我在台北北新路住的時候，巷口有個賣衣服的地攤，老闆是個年輕人，一面抖著手上的毛衣，一面厲聲高叫：「一百元一件，血本無歸大拍賣，要錢不要命！」這個「要錢不要命」是商人投機性、冒險性的基本哲學，使帝王對他們不敢信任，但這也使商人賺錢的同時，成為推動改革的手，民主政治骨子裡就是商人政治：主張協調商議，討價還價、言論自由、動手（舉手）不動槍。而財富的累積，也比農人要快要多，仔細的檢查歷史，會從字裡行間發現，皇家或貴族，往往依靠商人豢養，所以對商人的威脅，感受也最敏銳。明王朝初年，南京富豪沈萬三曾呈獻金銀財寶給政府幫助軍餉，朱元璋大怒說：「商人怎麼敢犒勞天子的軍隊！」把沈萬三滅族。清王朝皇帝弘歷（也有人說是明王朝皇帝朱元璋）有一天做一首詩：「群臣已眠朕未眠，群臣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家翁，日高三竿猶擁被！」揚州鹽商有些人立刻警覺到皇帝對他們的嫉妒和憤恨，早早逃走，有些人不相信危險，結果一年後，興起大獄。資本家有他的罪惡面，馬克斯擊中要害，使資本家受到懲罰，但資本主義也藉機大作修正。共產黨從最初的輕商，發展到最後的全國皆商，是向資本主義投降，商人獲得勝利。但五千年傳統的輕商反智，深入中國人靈魂，不會在十年二十年內一刀切斷，那要更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