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談「醜陋的中國人」
⊙執筆者張香華女士。
⊙文載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立晚報》。七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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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著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麼？」
耶穌說：「我若說的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的是，你為什麼打我呢？」
——若望福音十八章二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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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神父相處，常給你驚奇的經驗。
在館子裡，面無表情的女侍把菜單扔到我們面前，司神父悄悄問我：「你知道她為什麼這種態度？」我還沒找出適當的答案，他卻幽默的說：「她不喜歡我。」
街上，幾個年輕女孩走近，司神父望著Ｔ恤上印著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說我不懂法文。司神父為我翻譯，那幾個字的意思是：「來亂搞我！」他搖頭嘆氣：「她一定不知道這個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萬大路附近，那一帶拜拜風氣很盛，大街小巷處處是廟宇，和私人開設的神壇，司神父告訴我：「昨晚這裡上演酬神戲，你知道他們演什麼？」我答：「布袋戲。」心想這回一定答對了。誰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們表演脫衣舞。」
——今年七十餘歲的司神父，是比利時裔的美國人，前後十餘年在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學者，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從一九三○年起，司神父開始習中文，曾經是趙元任、陳世驤兩位語言學家的學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拉丁文，熟諳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大陸北方，一面傳教，一面作中國民俗研究、歌謠收集工作，並用英、法、德文等多種語言，發表過學術論著三十餘種。
我告訴神父，我很吃驚，因為他老是提醒我這個中國人，身邊許多習而不察，或察而不覺的現象。我心想，為什麼不請他就「醜陋的中國人」這個主題，說說他的看法。以他對中國人的瞭解之深，對中國人的感情之濃，加上他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豐富的學識和修養，一定會給我們帶來跨國性和跨民族性的啟示。
司神父說：「你不在乎我的話令你驚奇？」
我說：「我正在期待你給我最大的驚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Serruys，司禮義，是他的中國名字，從這個名字，看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司神父答覆我的禮義之問，卻說：
「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規範。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於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因為禮應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導。」
「義難道不是正確的原因？」我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有『禮義之邦』之稱。」
「禮義之邦？」司神父沉吟一會，「我沒聽說過。『義』字的英譯，應該是Right或者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認為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社會是非觀念（Social Justice）。中國人講的義，是用來要求別人而設的，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義』是雙重標準。」
我問：「從什麼事情，使你對中國人產生這樣的印象？」
「交通現象就是一張中國社會的圖畫，」司神父說：「中國人對做為一個國民，應該盡什麼義務，完全沒有觀念。交通規則在中國，只是訂來要求別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責，立刻覺得沒面子。又譬如說，我今天這樣批評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恐怕是生我的氣。平時，常常有人說我太驕傲，或者來勸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標準談論中國人。其實，我很不願意傷中國人的感情。」
「不見得人人都會生你的氣，我就不會，」我說，「我也不怕感情受傷，我就是盼望聽聽你傷中國人的心，傷得有沒有道理。」
司神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一項學術會議討論過程中，司神父提出與某位中國學者不同的意見，對方從頭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從一開始，這位學者聽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常不高興，立刻面露慍色，拒絕和他討論。第二天，司神父親自到這位學者的辦公室，準備再試試和他溝通。誰知道學者明明在辦公室，卻教秘書小姐說：「不在。」使司神父知難而退。
「所以，」司神父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施。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你想，連學術界都只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父接著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討論。』然而，能用這種態度來討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
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至於『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司神父對中國古籍瞭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於「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是『和』的意思。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 K'agathos，美與善合一。善，存在於理中，美，表現在音樂裡，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我靜靜地聽著。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只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芽。」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中國人的詩，常常只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詩意（image）雖美，但只注重個人，不著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即使寫，也只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只是發現這個現象。也許你可以告訴找，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那句話上：「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久久不去。使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於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餚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她的動作，嫻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著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著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於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