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者張紹遷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至九日洛杉磯《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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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柏楊先生在愛荷華州以「醜陋的中國人」為題，發表演講，在美國華人社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到現在仍餘波蕩漾。兩個月來的《論壇報》上，幾乎每期都有一兩篇討論柏楊及「醜陋」的文字。最近一期上，又讀到劉前敏先生＜中國文化不容抹黑＞一文，除了指責柏楊故意醜化中國文化外，還對國人諸般缺點，提供了很多解釋和藉口。
劉先生的大作相當長，足見他很費了一番功夫思索中國文化問題，也處處顯示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劉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愛心，很令我佩服。不過他的很多論點，都不是本人所能接受的，現在謹討論如次：
一、劉先生說中國人應先「貧而無諂」，至於「富而無驕」並非當今急務。
愚見以為這兩種心態有極大的因果關係，倘若有錢有權的人氣焰高張，愛人奉承，那麼包圍他的人，一定都是諂媚專家（也就是柏楊說的「搖尾系統」）。唯有位尊多金之士先懂得尊重朋友，窮朋友才能「無諂」得起。
二、劉先生說英國在牛頓時代人才輩出，現在則了無生氣。
為了看看英國到底「風燭殘年」到什麼程度，隨手翻一下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獎得主名單（一九六○年前，大英帝國風華仍盛，得獎率高不在話下），發現過去二十五年中，總共有一百五十三人得到科學獎（物理、化學、生理及醫學三項），其中英國人佔了二十五位半（一九七五年化學獎得主John Cornforth是奧地利籍，但始終在英國做研究，所以一半榮譽歸英國。歷年來華裔得物理獎的三位，因為既是美籍，又在美國做研究，名單中已不提他們的中國祖籍矣。）剛好是六分之一，得獎率僅次於美國。誠然，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已失去始自牛頓時代的科技前導的地位，但若說她已到了「了無生氣」的地步，未免誇大其辭。
三、劉先生說中國人活動範圍局限亞洲一隅，對文化發展不利。
這種說法真有趣，難道在大量殖民新大陸以前的西洋人活動範圍，便不局限歐洲一隅？中國一國的土地人口，都可與全歐洲相頡頏。兼之中國歷史上有一半時間是大一統局面（不像歐洲中古以後小國林立，國與國之間有語言、文化、政治、宗教等種種隔閡），各地之間的文化交流應該更容易才是。但為何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民主憲政、產業革命，統統在歐洲一隅產生？
愚見以為，中國文化與工藝，到了宋代，便滯留不前，是由於思想受到理學的束縛。本來自漢代以降，儒學定於一尊，對學術思想自由，已有極大妨礙。宋代的程頤、朱熹等理學大師，再將儒家範圍縮小，認為每個人，至少是每個讀書人，都應終身無旁騖，學做聖人。等到理學成為儒學的主流，中國文化中的靈性，遂受了無情的摧殘。同時士大夫們為了鞏固自身權位，用自由心證劃分出「士農工商」四個階級，把專業人才（工）和商人的社會地位，壓到最低。工藝上的發明，往往被認為是「爭淫鬥巧」「彫蟲小技」，很少得到應有的報償。在那種社會心態下，才能高的人都想做官，等而下之的才去經營工商。社會如此輕工輕商，何敢盼望科技、工藝有所突破？其實南宋時，中國已粗具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倘若當時學術自由、政府獎勵工商，產業革命或可能先在中國發生。
四、劉先生問：「地處喜馬拉雅山麓的不丹，能像台灣那樣發展工商業嗎？」
我的回答是：「事在人為！」君不見阿爾卑斯山麓的瑞士，國土小於不丹。她不但發展了工商業，還能在多種行業中，執世界之牛耳。按照劉先生的地緣理論，西班牙、義大利、希臘、埃及諸國均處水陸交通要衝，工商業應該更繁榮才是，為何她們反比不上內陸山國瑞士，和真正地處歐洲一隅的挪威和瑞典？
五、劉先生認為中國改變國體、政體和經濟政策，均輕易完成，可證明中國人對外來思想排斥力弱。
請教劉先生，前述的種種改變，是否經過中國人民全民投票通過，或者由真正民選產生的國會，經合法程序通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劉先生的論點才站得住。如果這些改變只憑當權者一紙法令，或由御用國會以「橡皮圖章」式通過，那隻能證明中國缺少民權。統治者用槍桿取得政權後，選任何政體、行任何政策均可，不必考慮人民是否同意。
「文化大革命」雖以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口號，但它竟然被發動的本身事實，卻更可說明中國傳統獨裁政治的本質，和中國人「勇於私鬥、窩裡反」的習性。因此我仍認為：「文化大革命」乃是不折不扣「醬缸文化」的產物，它絕不會發生在重視人權的民主國家。
六、劉先生說，中國人說話嗓門大是因為漢語異聲的音不夠，必須靠打手勢兼大聲叫才能表達意思。
劉先生的話若是對的，我們真不敢想像中國人怎樣通電話？在不能打手勢的情形下，要用多大的聲音才能使對方聽明白？讀者們不妨馬上與親友通個電話，若不須大聲也能溝通的話，劉先生的理論便缺少說服性。
愚見以為中國人缺少會議程序訓練，不懂得尊重別人發言，往往不等對方講完，便開始反駁他的論點。這種中途打斷別人的現象，在一般社交談話中也經常發生。由於大家爭著發言，所以才必須大嗓門。
七、劉先生花了很大篇幅，想說明中國交通亂是因為中國人在練車場上學駕駛，不及美國人在馬路上學來得實際有效。因此中國人雖考到執照，仍將馬路當成練車場，開車橫衝直撞。
我雖對台灣練車場教學情形不甚瞭解，但想像中練車時用喇叭的機會不多，也不會遇到斑馬線不讓行人（否則大概通不過執照考試）。可以一上了馬路便猛撳喇叭，而不尊重斑馬線？願劉先生有以教我。
以上是個人對劉先生大作的幾點讀後感，劉先生說柏楊在抹黑中國文化，我則認為劉先生在替中國文化的污點搽粉。不過無論是強調我們文化的缺點，或是替它文過飾非，我都相信作者的動機是純正的。因此對劉先生說柏楊諂外這一點，認為不但有傷忠厚，而且不合邏輯。柏楊若是諂媚之輩，他諂媚的對象也應是國民黨，而非洋大人。以柏楊之才和其與救國團的淵源（他曾擔任救國團旗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若肯稍稍奉承當局，可能早已成政壇紅人矣。柏楊卻寧可寫以抨擊時弊的雜文為生，以至觸怒國民黨，身系囹圄九載。有如此情操的人，也許會驕傲，但相信絕不會諂媚，不知劉先生以為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