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輯.怒濤拍岸 <中國文化之「抹黑」與「搽粉」>

⊙執筆者張紹遷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至九日洛杉磯《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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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柏楊先生在愛荷華州以「醜陋的中國人」為題,發表演講,在美國華人社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到現在仍餘波蕩漾。兩個月來的《論壇報》上,幾乎每期都有一兩篇討論柏楊及「醜陋」的文字。最近一期上,又讀到劉前敏先生<中國文化不容抹黑>一文,除了指責柏楊故意醜化中國文化外,還對國人諸般缺點,提供了很多解釋和藉口。

劉先生的大作相當長,足見他很費了一番功夫思索中國文化問題,也處處顯示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劉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愛心,很令我佩服。不過他的很多論點,都不是本人所能接受的,現在謹討論如次:

一、劉先生說中國人應先「貧而無諂」,至於「富而無驕」並非當今急務。

愚見以為這兩種心態有極大的因果關係,倘若有錢有權的人氣焰高張,愛人奉承,那麼包圍他的人,一定都是諂媚專家(也就是柏楊說的「搖尾系統」)。唯有位尊多金之士先懂得尊重朋友,窮朋友才能「無諂」得起。

二、劉先生說英國在牛頓時代人才輩出,現在則了無生氣。

為了看看英國到底「風燭殘年」到什麼程度,隨手翻一下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獎得主名單(一九六○年前,大英帝國風華仍盛,得獎率高不在話下),發現過去二十五年中,總共有一百五十三人得到科學獎(物理、化學、生理及醫學三項),其中英國人佔了二十五位半(一九七五年化學獎得主John Cornforth是奧地利籍,但始終在英國做研究,所以一半榮譽歸英國。歷年來華裔得物理獎的三位,因為既是美籍,又在美國做研究,名單中已不提他們的中國祖籍矣。)剛好是六分之一,得獎率僅次於美國。誠然,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已失去始自牛頓時代的科技前導的地位,但若說她已到了「了無生氣」的地步,未免誇大其辭。

三、劉先生說中國人活動範圍局限亞洲一隅,對文化發展不利。

這種說法真有趣,難道在大量殖民新大陸以前的西洋人活動範圍,便不局限歐洲一隅?中國一國的土地人口,都可與全歐洲相頡頏。兼之中國歷史上有一半時間是大一統局面(不像歐洲中古以後小國林立,國與國之間有語言、文化、政治、宗教等種種隔閡),各地之間的文化交流應該更容易才是。但為何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民主憲政、產業革命,統統在歐洲一隅產生?

愚見以為,中國文化與工藝,到了宋代,便滯留不前,是由於思想受到理學的束縛。本來自漢代以降,儒學定於一尊,對學術思想自由,已有極大妨礙。宋代的程頤、朱熹等理學大師,再將儒家範圍縮小,認為每個人,至少是每個讀書人,都應終身無旁騖,學做聖人。等到理學成為儒學的主流,中國文化中的靈性,遂受了無情的摧殘。同時士大夫們為了鞏固自身權位,用自由心證劃分出「士農工商」四個階級,把專業人才(工)和商人的社會地位,壓到最低。工藝上的發明,往往被認為是「爭淫鬥巧」「彫蟲小技」,很少得到應有的報償。在那種社會心態下,才能高的人都想做官,等而下之的才去經營工商。社會如此輕工輕商,何敢盼望科技、工藝有所突破?其實南宋時,中國已粗具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倘若當時學術自由、政府獎勵工商,產業革命或可能先在中國發生。

四、劉先生問:「地處喜馬拉雅山麓的不丹,能像台灣那樣發展工商業嗎?」

我的回答是:「事在人為!」君不見阿爾卑斯山麓的瑞士,國土小於不丹。她不但發展了工商業,還能在多種行業中,執世界之牛耳。按照劉先生的地緣理論,西班牙、義大利、希臘、埃及諸國均處水陸交通要衝,工商業應該更繁榮才是,為何她們反比不上內陸山國瑞士,和真正地處歐洲一隅的挪威和瑞典?

五、劉先生認為中國改變國體、政體和經濟政策,均輕易完成,可證明中國人對外來思想排斥力弱。

請教劉先生,前述的種種改變,是否經過中國人民全民投票通過,或者由真正民選產生的國會,經合法程序通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劉先生的論點才站得住。如果這些改變只憑當權者一紙法令,或由御用國會以「橡皮圖章」式通過,那隻能證明中國缺少民權。統治者用槍桿取得政權後,選任何政體、行任何政策均可,不必考慮人民是否同意。

「文化大革命」雖以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口號,但它竟然被發動的本身事實,卻更可說明中國傳統獨裁政治的本質,和中國人「勇於私鬥、窩裡反」的習性。因此我仍認為:「文化大革命」乃是不折不扣「醬缸文化」的產物,它絕不會發生在重視人權的民主國家。

六、劉先生說,中國人說話嗓門大是因為漢語異聲的音不夠,必須靠打手勢兼大聲叫才能表達意思。

劉先生的話若是對的,我們真不敢想像中國人怎樣通電話?在不能打手勢的情形下,要用多大的聲音才能使對方聽明白?讀者們不妨馬上與親友通個電話,若不須大聲也能溝通的話,劉先生的理論便缺少說服性。

愚見以為中國人缺少會議程序訓練,不懂得尊重別人發言,往往不等對方講完,便開始反駁他的論點。這種中途打斷別人的現象,在一般社交談話中也經常發生。由於大家爭著發言,所以才必須大嗓門。

七、劉先生花了很大篇幅,想說明中國交通亂是因為中國人在練車場上學駕駛,不及美國人在馬路上學來得實際有效。因此中國人雖考到執照,仍將馬路當成練車場,開車橫衝直撞。

我雖對台灣練車場教學情形不甚瞭解,但想像中練車時用喇叭的機會不多,也不會遇到斑馬線不讓行人(否則大概通不過執照考試)。可以一上了馬路便猛撳喇叭,而不尊重斑馬線?願劉先生有以教我。

以上是個人對劉先生大作的幾點讀後感,劉先生說柏楊在抹黑中國文化,我則認為劉先生在替中國文化的污點搽粉。不過無論是強調我們文化的缺點,或是替它文過飾非,我都相信作者的動機是純正的。因此對劉先生說柏楊諂外這一點,認為不但有傷忠厚,而且不合邏輯。柏楊若是諂媚之輩,他諂媚的對象也應是國民黨,而非洋大人。以柏楊之才和其與救國團的淵源(他曾擔任救國團旗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若肯稍稍奉承當局,可能早已成政壇紅人矣。柏楊卻寧可寫以抨擊時弊的雜文為生,以至觸怒國民黨,身系囹圄九載。有如此情操的人,也許會驕傲,但相信絕不會諂媚,不知劉先生以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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