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者張紹遷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洛杉磯《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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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亦令先生對柏楊揭國人「髒、亂、吵、窩裡鬥」的諸般瘡疤，非常憤慨，立即指出西洋人也並非百分之百的沒有以上的那些缺點。
我認為王先生這種說法幾近抬槓，不像在認真討論問題。無疑的，世上任何國家都有好人，也有壞人。中國當然有很多愛乾淨的人，美國當然也有很多不愛洗澡的嬉皮。但光憑這點，並不能證明中國人不髒不亂。王先生請心平氣和地想一想，至少與美國人、日本人相比，我們中國人是否平均起來比較髒亂？我一度以為國人之髒亂完全是貧窮造成的，後來方知錯了。在美國的華人，平均收入不亞於白人，但一般的白人，的確比我們整潔。
王先生認為柏楊最荒唐之處是：「把嗓門高也當成中國人醜陋的佐證」。我認為這點很值得討論。一個人或一群朋友在自家關起門來大嗓門呼叫，誠然無妨，但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便不僅是禮貌和教養問題了。蓋妨害他人寧靜。我個人便常邊走邊思考，身邊若有人突然大聲講話，被嚇一跳不算，思緒也馬上中斷。我認為在公共場所大聲說話與汽車猛按喇叭，唱機開得震天響，進別人房間不先叩門等等，都可歸入同一類——那就是將自己的自由放在他人權益之上。西洋人訓練小孩在公共場所輕聲說話，讓孩子們知道別人有不受騷擾的權利。孩子們從小便學到尊重別人（即使是無權無勢的人），西洋的人權思想遂根深柢固。中國人一向缺乏人權思想，所以始終不能實行真正民主。我們若將民主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就必須先灌輸他們人權思想。我認為最簡易的起步便是教孩子們公共場所講話輕聲，進別人房前敲門，同進出一門時，替後面的人扶住門。大人遣孩子做事要「請」，做完了要「謝」，讓孩子們體會到權位高的人對權位低的人也得保持適度的尊重。
柏楊愛中國和愛中國人的程度，相信不亞於一般標榜「中華本位」護法衛道之士。他恨國不強、恨民不富，想從國人性格上找出不富不強的根源。為了鞭策，他愛用尖刻的、驚心怵目的字彙來形容國人種種缺點，使很多「聞過則怒」的人，對他痛恨不已。
我的看法是：若柏楊舉出國人「醜陋」之處的確存在，無論他用什麼使我們臉紅的字眼，我們都不能責怪他。若由於他的影響，國人能稍有改進，我們更應感謝他。須知發現自己的缺點，需要智慧；承認缺點，需要勇氣；改正缺點，更需要決心。因此從惡習的窠臼裡爬出來，往往是一段艱苦的歷程。不過如果我們不想更改惡習，那可容易多了。我們只要籠籠統統地將中國文化形容為「博大精深」，根本不承認「醬缸」的存在，再將唱反調份子罵成「賤骨頭」，就可在精神上大獲全勝。
王先生厭惡中共政權的心情，可以瞭解，但他不必遷怒左翼文人，更不應該隱隱約約地將柏楊也歸入左傾文人之列。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自然有其政治、社會的客觀因素，不能歸咎（或歸功，如果你贊成共產主義的話）於魯迅、巴金等一批文人。否則三十、四十年代歌頌國民政府的文人也很多，為什麼一般知識份子不去讀那些「歌德」派的文章，偏要同魯迅、巴金的作品產生共鳴？同樣地，柏楊的作品在海內外產生共鳴，是由於國人缺點的確存在的客觀因素。遷怒到提出問題的人，不僅不公，也很不智。
我本人也很佩服司馬光在史學與文學上的成就，但對於他的政治智慧，則有很大懷疑。他反對一切新的政治措施，認為祖宗立下的法絕不能改。他最大的願望是將中國帶回他所想像的烏托邦式的堯舜時代。他完全不瞭解由於智慧的累積與工藝的進展，新生事物會不斷產生，唯有創製新方法，才能應付社會的新需要。宋代的積弱不振，司馬光型的士大夫，要負很大的責任。
王先生不願讀柏楊版的《資治通監》，是他個人自由。但他武斷地說柏楊一定將《通監》曲解，未免因人廢言。《柏版通監》很忠於史料，柏楊不同意司馬光的，只是史觀。王先生想批判《柏楊版通監》，先讀它一兩冊，亦不嫌遲。
講到武斷，我也忍不住批評柏楊先生。前幾年柏楊在蒙特利公園演講，一位聽眾問他對瓊瑤女士作品的看法。柏老說他從未讀過瓊瑤的作品，言下頗有不屑之意。雖然很多人說瓊瑤筆下缺少創意，不能算一流小說家。但她的讀者如此之多，我若處在柏老的地位，對她的作品至少也會細讀兩篇，看看奧妙何在。
王文中有一點本人頗有同感。就是柏楊恢復自由身已很久了，不應還老在人前人後提「九年二十六天」。柏老的冤獄，我們同時代的人都是見證，也會永遠記住。不過站在一個柏迷的立場，個人倒自私的寧願柏老忘卻那些苦難的歲月，使他靈台清明，觀察更客觀，思想更進一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