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輯.怒濤拍岸 <評王亦令<賤骨頭的中國人>>

⊙執筆者張紹遷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洛杉磯《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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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亦令先生對柏楊揭國人「髒、亂、吵、窩裡鬥」的諸般瘡疤,非常憤慨,立即指出西洋人也並非百分之百的沒有以上的那些缺點。

我認為王先生這種說法幾近抬槓,不像在認真討論問題。無疑的,世上任何國家都有好人,也有壞人。中國當然有很多愛乾淨的人,美國當然也有很多不愛洗澡的嬉皮。但光憑這點,並不能證明中國人不髒不亂。王先生請心平氣和地想一想,至少與美國人、日本人相比,我們中國人是否平均起來比較髒亂?我一度以為國人之髒亂完全是貧窮造成的,後來方知錯了。在美國的華人,平均收入不亞於白人,但一般的白人,的確比我們整潔。

王先生認為柏楊最荒唐之處是:「把嗓門高也當成中國人醜陋的佐證」。我認為這點很值得討論。一個人或一群朋友在自家關起門來大嗓門呼叫,誠然無妨,但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便不僅是禮貌和教養問題了。蓋妨害他人寧靜。我個人便常邊走邊思考,身邊若有人突然大聲講話,被嚇一跳不算,思緒也馬上中斷。我認為在公共場所大聲說話與汽車猛按喇叭,唱機開得震天響,進別人房間不先叩門等等,都可歸入同一類——那就是將自己的自由放在他人權益之上。西洋人訓練小孩在公共場所輕聲說話,讓孩子們知道別人有不受騷擾的權利。孩子們從小便學到尊重別人(即使是無權無勢的人),西洋的人權思想遂根深柢固。中國人一向缺乏人權思想,所以始終不能實行真正民主。我們若將民主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就必須先灌輸他們人權思想。我認為最簡易的起步便是教孩子們公共場所講話輕聲,進別人房前敲門,同進出一門時,替後面的人扶住門。大人遣孩子做事要「請」,做完了要「謝」,讓孩子們體會到權位高的人對權位低的人也得保持適度的尊重。

柏楊愛中國和愛中國人的程度,相信不亞於一般標榜「中華本位」護法衛道之士。他恨國不強、恨民不富,想從國人性格上找出不富不強的根源。為了鞭策,他愛用尖刻的、驚心怵目的字彙來形容國人種種缺點,使很多「聞過則怒」的人,對他痛恨不已。

我的看法是:若柏楊舉出國人「醜陋」之處的確存在,無論他用什麼使我們臉紅的字眼,我們都不能責怪他。若由於他的影響,國人能稍有改進,我們更應感謝他。須知發現自己的缺點,需要智慧;承認缺點,需要勇氣;改正缺點,更需要決心。因此從惡習的窠臼裡爬出來,往往是一段艱苦的歷程。不過如果我們不想更改惡習,那可容易多了。我們只要籠籠統統地將中國文化形容為「博大精深」,根本不承認「醬缸」的存在,再將唱反調份子罵成「賤骨頭」,就可在精神上大獲全勝。

王先生厭惡中共政權的心情,可以瞭解,但他不必遷怒左翼文人,更不應該隱隱約約地將柏楊也歸入左傾文人之列。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自然有其政治、社會的客觀因素,不能歸咎(或歸功,如果你贊成共產主義的話)於魯迅、巴金等一批文人。否則三十、四十年代歌頌國民政府的文人也很多,為什麼一般知識份子不去讀那些「歌德」派的文章,偏要同魯迅、巴金的作品產生共鳴?同樣地,柏楊的作品在海內外產生共鳴,是由於國人缺點的確存在的客觀因素。遷怒到提出問題的人,不僅不公,也很不智。

我本人也很佩服司馬光在史學與文學上的成就,但對於他的政治智慧,則有很大懷疑。他反對一切新的政治措施,認為祖宗立下的法絕不能改。他最大的願望是將中國帶回他所想像的烏托邦式的堯舜時代。他完全不瞭解由於智慧的累積與工藝的進展,新生事物會不斷產生,唯有創製新方法,才能應付社會的新需要。宋代的積弱不振,司馬光型的士大夫,要負很大的責任。

王先生不願讀柏楊版的《資治通監》,是他個人自由。但他武斷地說柏楊一定將《通監》曲解,未免因人廢言。《柏版通監》很忠於史料,柏楊不同意司馬光的,只是史觀。王先生想批判《柏楊版通監》,先讀它一兩冊,亦不嫌遲。

講到武斷,我也忍不住批評柏楊先生。前幾年柏楊在蒙特利公園演講,一位聽眾問他對瓊瑤女士作品的看法。柏老說他從未讀過瓊瑤的作品,言下頗有不屑之意。雖然很多人說瓊瑤筆下缺少創意,不能算一流小說家。但她的讀者如此之多,我若處在柏老的地位,對她的作品至少也會細讀兩篇,看看奧妙何在。

王文中有一點本人頗有同感。就是柏楊恢復自由身已很久了,不應還老在人前人後提「九年二十六天」。柏老的冤獄,我們同時代的人都是見證,也會永遠記住。不過站在一個柏迷的立場,個人倒自私的寧願柏老忘卻那些苦難的歲月,使他靈台清明,觀察更客觀,思想更進一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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