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者江泐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洛杉磯《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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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先生講了一篇＜醜陋的中國人＞。王亦令在加州棲雲閣看了，心中有氣。於是「右」迷心竅，罵柏楊先生及其同路人為「賤骨頭的中國人」。
王亦令不讀書，更談不上「甚解」。奇怪的是，他拾了幾點右派既得利益集團的牙慧，居然舞起文弄起墨來，不僅把提倡民主與科學的「五四」傳統，歪曲成「一味罵爹罵娘罵祖罵宗」，反將已經證明行不通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奉為「還不太離譜」。
中文沒有冠詞，柏楊先生講「醜陋的中國人」時，沒有用冠詞，也沒有用量化詞（qualifier），固然沒有說明百分之多少的中國人「醜陋」，但是，也沒有說每一個中國人都不例外！王亦令一邊承認柏楊先生說的醜陋並非向壁虛構；一邊又拉拉扯扯，反問「世界上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是百分之百乾淨的，百分之百的不亂，百分之百不吵不鬧，沒有窩裡鬥的？」他顯然想藉用「百分之百」來抹煞一般事實。請問王亦令，柏楊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滿口「百分之百」？白紙黑字，怎可栽贓？
王亦令鸚鵡學語，說道：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有王道，有霸道，有仁義道德，有男盜女娼，有正心誠意，有風花雪月。無論哪一方面都是登峰造極，而且五花八門，什麼都有。莫說你要在中國文化專找醬缸和病毒，即使要專找糞缸和細菌，那也無損於中國文化，只說明你這個人臭不可聞和不可救藥而已。」
在這裡，王亦令不是承認中國文化有醬缸的一面嗎？柏楊先生可曾說過「中國文化沒有別的，全是醬缸」？凡是對柏楊先生略知一二的人，誰不知道他的「醬缸」專指專制政治的遺毒？王亦令睜眼說瞎話，吹噓「中國文化中……什麼都有」，請問：中國文化中可有民主政治？可有天賦人權？可有言論自由？你不必搬弄那些只掛在嘴唇上，從未見諸實現的「王道」或「民為貴」，那根本就不是王亦令本人置身其間的民主政治。在專制政治制度的「體」上，請問王亦令要「用」什麼？難道要「用」洋槍大炮來鎮壓自己的同胞？
王亦令沒有讀過《柏楊版資治通監》，而且「也不想拜讀」。但是，他只憑右派配給他的成見，便誣蔑柏楊先生是「『打倒一切，罵倒一切』的五四紅衛兵的心態」，便「相信」柏楊：「譯解《資治通監》，不可能不大走其樣」。眼睛雪亮的讀者們，請看：這是什麼心態？王亦令已經將柏楊判罪確定，毫無辯解餘地——即使柏楊把《柏楊版資治通監》搬到王亦令御前，只要他說一句「莫須有」，柏楊想不引頸就戮，其可得乎？
王亦令說，他對司馬光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
「司馬光的《資治通監》，教導人君何以治國；教導人臣何以從政；甚至教導平民百姓何以處富貴，何以處貧賤；邦有道如何自處，邦無道又如何自處。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裡，認真把《資治通監》研究一下，確實受用不盡，最起碼不至於坐國民黨的牢或者戴共產黨的帽。」
王亦令的同宗王迎先之所以陳屍秀朗橋下，原來是因為他沒有「認真研究一下《資治通監》」！司馬光書中對北魏任城王拓拔雲推崇備至。那樣德高望重、善於避禍的拓拔雲，最後仍不免「遇害」而死，是不是因為他生得太早，沒有「認真研究一下《資治通監》」？中國文化中的詔獄冤案，連綿數千年，至今不絕。十一世紀以前的，王亦令可以藉口他們沒有「認真研究一下《資治通鑑》」；但是，十一世紀以後呢？都沒有「認真研究《資治通監》」嗎？王亦令躲在棲雲閣上大放厥詞，享盡免於言論肇禍恐懼的自由，司馬光可曾有半點功勞？王亦令接受道聽塗說，把毛澤東和史達林也扯了出來，不知他要證明什麼！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都是爭取來的。王亦令知道對：「古代甘冒斧鉞之誅而秉筆直書的史臣，以及近代不畏權貴而揭露孔宋豪門的新聞記者」，表示「肅然起敬」；同時卻將爭過言論自由的柏楊，貶為「大可不必」和「亡命文人」，這是什麼邏輯？王亦令自己不盡言責，反而誣蔑盡言責「取禍僅是有損於己，並無益於生民」。如果王亦令「識時務」，緊閉尊口、明哲保身，倒還罷了，反正這種中國人多得是，多他一個不算多。如今他竟不此之圖，居然搖起筆桿，膽敢罵那些為爭言論自由而坐牢的人：「苦頭吃得沒有名堂，活該！」如果要在醜陋的中國人小巫中找大巫，捨王亦令其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