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捨，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捨，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捨給他那個人，我是施捨給人道。」
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捨施時，不能先去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擲過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道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台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和組長對她的騷擾。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古之時也，「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時也，「開妓院不得罪警察」。現在把三作牌的臉撕破，再想繼續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作家在報上提出義正詞嚴的攻擊，主要的意思是：一個開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的招待記者，成什麼話？
關於前者，對一個開妓院的名鴇，一直等到臉被抓破之後，才咆哮如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可說的，一說就說到紅包上，柏楊先生能吃得消？那麼，對於後者，也就是對於那些學問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盤可以寫方塊文章的袞袞聖崽，不得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準招待記者？一個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準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麼世界」？只有蒙古帝國的征服者才把中國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道中國人自己也將妓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訊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上。一個人犯了法，當然應該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認為他不是東西，走上去拳打腳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還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事，而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事。
福祿泰耳先生曰：「儘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拚命為你爭取說話的自由。」而一些自命為民主的人士，卻用他們的大筆，封殺一個可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如喪考妣。
——摘自《候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