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柏楊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呂嘉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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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全國各階層朋友。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演講，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著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就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只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瞭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瞭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瞭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中的難民，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裡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著回來。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後來我到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回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著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只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只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麼會講中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他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群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群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大。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
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反右」之後接著又來一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別。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怎麼能夠站得起來？
在馬來西亞，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明，馬來人的心胸不夠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她的土地被外國搶走，都是一種羞恥。等到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回到母親的懷抱，雙方都非常歡喜。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薩斯、洛林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麼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多麼快樂。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嚇得魂飛魄散。這是怎麼一回事？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想當年，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癡如狂，真是像一個迷路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之後，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浦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臘人，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只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候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羨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蕩，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唸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