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為光緒二十年六月初。翁同龢正式參與韓局即在此時。六月十三日上諭：
本日據奕劻面奏，朝鮮之事，關係重大，亟須集思廣益，請簡派老成練達之大臣數員會商等語，希派翁同龢、李鴻藻與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評議，將如何辦理之處，妥籌具奏。
次日在軍機處集議；翁同龢日記：
慶邸及譯署諸君皆集，看電報，看奏摺（主戰者王摺），議無所決。余與李公皆主添兵，調東三省及旅順兵速赴朝鮮。余又謂清釐朝鮮內政，不為失禮，此二端皆入覆奏。
群臣議無所決，但德宗的態度頗為鮮明；翁同龢是日又記：
軍機見起，上意一力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不準借洋債，傳知翁同龢、李鴻藻，上次辦理失當，此番須整頓雲。
德宗又欲議處北洋，及明發布告天下。但此二事未行，既未布告宣戰，則和解猶有希望。十五日翁同龢記在書房事云：
上至書房，臣小奏昨日事，大致添兵，仍准講解。上曰：「撤兵可講，不撤不講。」又曰：「皇太后諭：不準有示弱語。」
兩宮的態度已很明顯，皇帝如宋神宗，一意雪恥振威，而太后則面子為重。德宗的原則，「撤兵可講，不撤不講」，在慈禧已變為不撤亦可講，但不準有示弱語。換句話說，吃虧亦可，但表面上要好看。因為倘非如此她便無法踵事增華地過六十歲生日。
其時翁同龢的態度大致而言是主張為「講解」的。如前一日會議時，謂「清釐朝鮮內政，不為失禮」，而改革朝鮮內政，正是日本所堅持的。但「講解」則不特主觀方面的條件，堅持日本官商在韓國的地位，不能與中國官商平等，為日本所不能接受；即在客觀方面，挽請出面「講解」的諷人之間，亦有矛盾。俄國雖已打了退堂鼓，但卻希望中日直接交涉，不願英國插手；而英國則希望與俄國聯合，共同調處。同時總署比較傾向英國；而李鴻章對俄國仍未死心，因為有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如與日本作戰，可要求俄國出兵相助。
就在這重重矛盾糾結之中，韓國的局勢日益惡化。袁世凱要求下旗回國，免受拘送之辱。李鴻章先不許，以後由於張佩綸的斡旋，准他回天津述職，而由唐紹儀「代辦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這是六月十七之事。同一日，駐日英使將李鴻章的六款建議，代轉日本政府，其中第三，「中日各派大員商辦韓興利除弊各事，勸韓王照行，但不能勉強」；第五「遇韓大典，日不能與中平行」；第六「韓本係中國屬國，諸事中國無庸與韓商議」等款，為日本堅拒，並提出警告，限五日內由中國直接對日答覆，如五日內中國添兵到韓，即作為決裂。這是不承認李鴻章能代表中國政府。李鴻章之痛恨日本，原因甚多，此亦其一。
在袁世凱回國不數日，日本終於採取了行動，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記：
六月二十一日，大鳥圭介率兵入王宮，殺衛兵，擄朝鮮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國事。大院君於光緒十一年釋歸，方閑居也。矯王令流閔泳駿等於惡島，凡朝臣不親日本者皆逐之，事無鉅細，皆決於日本。
大鳥圭介並率兵攻擊中國駐韓總理公署，唐紹儀避往英國公使館得免。此一消息至廿四日始傳至北京；翁同龢以為「必當宣戰及布告各國」，但「見慶邸，所聞不爾」。此因北洋已開始作戰行動，且孫毓汶力主持重之故。
在此數日內，翁同龢的態度已有變化，漸趨激昂，其原故有二：清議主戰，無形中受其影響，其一；樞庭譯署皆以為翁同龢奉派與議韓事，是代表皇帝發言，因為每日「書房」，翁同龢皆是「獨對」，德宗的意向，固然以他為最清楚；同時他的主張亦可很有效地影響德宗，因此，會議覆奏時，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現象。翁同龢六月十六日記：
今日覆奏摺上，余名首列，此向來所無也。從前會議事或附後銜，或遞奏片，無前銜。
與議者，軍機、總署、加翁同龢、李鴻藻。向來凡有交議事件，上諭必稱之為「王大臣」，覆奏時以爵位、官位高下列名。如有異見，亦可單獨上言，在外廷者用正式奏摺；有內廷差使者，可用簡化的奏片，甚至可不經內奏事處，逕交養心殿首領太監遞上。如此一覆奏，以翁同龢之名「首列」，在軍機則先於禮親王世鐸、武英殿大學士額勒和布、東閣大學士張之萬；在總署則先於慶親王奕劻、體仁閣大學士福錕。在清朝，此為空前絕後的特例，但對翁同龢來說，此非逾格尊重，而是包藏禍心，所以向慈禧表明，覆奏中的所言，大部分是德宗通過翁同龢而提出的主見。如有所謂「帝黨」，此為最顯明的一個表徵。
至於清議，會議之日，即有「主戰者五摺」；此數日中言事者，據翁同龢所記如下：
六月十五日：志摺，參總署因循，北洋疲玩。
志為志銳，字伯愚，光緒六年翰林，為翁同龢門生，亦即珍妃的胞兄，其時官禮部侍郎。
六月十八日：比入（書房）上以翰林院代遞曾廣鈞摺，全閱，所陳七條，大旨滅日本，語殊豪邁。
曾廣鈞字重伯，曾國藩次子紀鴻之長子，光緒十五年翰林，時官編修。
六月十八日：詣軍機處看摺，余聯沅之策，上攻東京，次守海口，下與倭戰「請廷議」片：保劉銘傳、劉錦棠、劉永福、陳湜。
安維峻片，參軍機總署。
安維峻字小陸，號曉峰，甘肅奉安人，光緒六年翰林，亦為翁同龢門生，其時官福建道御史。
北洋的行動是雇英船三艘，運兵二千六百餘名赴朝鮮牙山，應援葉志超軍，由濟遠、廣乙兩兵艦護送。六月廿三日與日艦相遇於黃海豐島，運兵船高陞號被擊沉，上載兵勇九百五十人，獲救者僅兩百五十二人；濟遠、廣乙兩艦受傷，另有炮艦一艘被俘，此為甲午之役的第一仗。
消息傳到京師，已在兩日之後，正為德宗萬壽前夕，次日賜宴、演劇等慶典照常舉行，並未引起多大的驚擾。接著，北洋偽造捷報，如翁同龢所記：
俞君實、樵野先後函告，二十三日牙軍與倭鏖戰，殺倭千餘，我軍亡百餘，而倭添兵五千。又平壤已為彼踞，得失勝負之數，未可較也。（六月廿八日）
晨入遇慶邸於乾清門外，立談數語，謂平壤未失，昨乃訛傳。衛、馬、左三人皆抵義州。（六月廿九日）
夜得樵野書、北洋電，雇英輪探仁川，知二十五、六牙軍又捷，殺敵二千餘，進紮距漢城八十里，可喜也。（七月初一日）
「牙軍」謂在朝鮮牙山的聶士成軍。衛、馬、左者，大同鎮總兵衛汝貴；山西提督馬玉崑；高州鎮總兵左寶貴。所謂「捷報」的真相，據「中日兵事本末」載其真相云：
（光緒）十四年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為海軍提督。海軍大半閩人，汝昌淮人陸將，孤寄其上，大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總兵以下，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蓋海軍之廢弛久矣。朝鮮變起，鴻章令濟遠兵艦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本兵大集，濟遠管帶閩人方柏謙，以濟遠逃歸，鴻章方冀和，召諸艦悉歸。洎日本虜朝王，絕海道，乃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赴牙山，遇日艦先擊，廣乙受殊傷，逃焉；濟遠繼逃，日艦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謙豎白旗，繼樹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發炮中日艦，柏謙生還，以捷聞。
六月廿三日之「捷」如此！至於「二十五、六牙軍又捷」，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所記是：
六月二十四日：總兵聶士成移駐牙山東北之成歡驛。衛、馬兩軍抵義州。
六月廿六日：聶士成與日軍戰於成歡驛。葉志超移駐公州。
六月廿七日：聶士成兵敗，自成歡驛走公州，葉志超自公州趨平壤。
七月初三日：賞葉志超部銀二萬兩。（各方報告，均言葉軍大捷。）
所謂「各方報告」，實皆出於北洋。張蔭桓為總署大臣，接北洋電報，每以告翁，而大多不實，則不惟翁同龢未悉真相，即以張蔭桓久歷外洋，識見精明，亦未能看出北洋底蘊。北洋既常報勝仗，則逐漸激成清議中鬪志的昂揚，翁同龢受其影響，且亦決不願德宗為辱國之君，故主戰為自然而然形成的見解。
北洋的諱飾，可以葉志超兵敗一事證之，翁同龢七月初十日記：
劉葆楨來談時事，謂葉軍二十八日覆沒，韓人死者二萬人，漢京死亦如之，日軍僅死千餘人耳。此事津早知，而北洋不電。
劉葆楨即紅錄誤書為「劉可殺」的劉可毅。「漢京」謂漢城。唐紹儀避入英使館後，於六月廿六日由英人護送至漢城以西的海口仁川，候船於七月初四抵達天津。葉志超兵敗詳情，即由唐紹儀帶來，故津人皆知。
北洋何以不電？實有難言之隱。因為六月廿八日李鴻章電奏，謂據葉志超電稱，「六月二十五日在城歡地方接仗，倭兵死亡甚眾，嗣移軍經過清州、忠州、金化，遇有倭兵攔截，皆經擊退，全軍現抵平壤。查明出力文武並陣亡各員，請分別獎恤。」明明是由漢城之南八十公里，突圍至漢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