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翁同龢日記，在光緒十四年時，翁對康有為頗持戒心。十月十三日記：
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於我，意欲一見，拒之。
翁同龢以愛士著稱，而康有為雖為布衣，但翁必曾聞諸盛昱、沈曾植、屠仁守等人的稱譽，尋常求見，無不納之理。只因「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乃拒與相見。康有為自道盛昱欲為康代奏萬言書，謀之管國子監事的翁同龢，只以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一端，若歸咎於朝廷，恐因此獲罪而不敢上。恐非事實，翁同龢十月廿七日記：
盛伯羲以康祖詒封事一件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祇生釁耳，決計覆謝之。
既謂「語太訐直」，當不止於「不復登用人才」一事。康有為自編年譜中，不載原文，其門人張伯楨所撰「南海康先生傳」，則引錄其要點，其訐直之語如：
兵弱財窮，節頹俗敗，紀網紊亂，人情惰偷，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遊之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
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
事無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歎息而無所為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為樂。
頃奇災異變，大告警厲，不聞有怵惕修省之事，而徒見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輪，奇技淫巧，輸入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為皇太后、皇上拂天變而不畏，蓄大亂而不知，忘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
這些話是連翁同龢一起罵在興面，如果代遞，首遭詰責者，便是代遞之人，翁同龢豈能作繭自縛？至謂「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騤、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云云，似亦無其事。是年冬至為十一月十九日，翁同龢日記：
冬至。丑初起，丑正登車，三刻抵壇，坐帳房中二刻，走一刻，坐陛下。寅正二刻上至，行禮畢不及五刻，月明如畫、四無纖雲，和風習習，極好天氣。退急行，至帳房，高京兆來談，入城天始明也。
所記行事時刻，至為詳細，翁如與許應騤、李文田晤談，比較可能的時間是，丑正三刻抵壇，坐帳房中的那二刻；二刻即半小時，除非專談一事，否則即不可能，因所謂「交攻」者，必輪番談康有為的短處，時間上不許可；且「交攻」則必詬責，非和聲細語，而南郊祭天為國家每年第一大典，莊嚴肅穆，亦非「交攻」之地。至於典禮完畢，除非如「高京兆」或因有事，或以「地主」致意，否則進城可談，殊不必在天壇帳房。
康有為年譜續記：
國子既不得達，盛祭酒持吾文見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長，文恪公極稱其忠義，許代上，約以十一月初八到都察院遞之，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吾居朱市衚衕南海館，出口即菜市也；既衣冠將出，僕人譚柏來告，菜市口方殺人，車不能行，心為之動，私念吾上書而遇殺人，此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遂死？既而思吾既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慷慨登車，從南繞道行，出及門，屠御史遣人來告云：祁公上車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還車。
此段接在「許李交攻，故翁益不敢上」之後；是則祁世長許其上書，應在冬至以後，冬至既為十一月十八日，而譜中言「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遞之」，時間不符，兩者必有一偽。易言之，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壇許李交攻，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約；如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約，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壇許李交攻之事。考查實情，當以無天壇許李交攻之事為是。康有為善於作偽，晚年自編年譜，率意增入似有實無之事，而誤記是年冬至在十一月初八之前，致有此漏洞。
再有一事，可以證明光緒十四年康有為第一次進京時，翁同龢與其並無交往，且印象不佳。此事即康有為有一不朽之作，即論書法的「廣藝舟雙楫」。康譜續記：
至（十五年）正月，屠梅君以言事革職，永不敘用。歸政大婚，典趟重疊，吉祥止止，非痛哭流涕之時……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徙居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為之者，乃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楫」焉。
著「廣藝舟雙楫」，發意雖在十四年，而著手則在十五年，成於南海會館「汗漫舫」，僅十七日即脫稿，但閱碑則頗費時，譜雲「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乃夏日光景。康有為著此書，動機是否因潘祖蔭、盛昱皆喜收藏碑帖，而翁同龢的書法，當代第一，思藉此作一敲門磚，固不可知，但康有為此書，後世的評價極高，如龔鵬程先生新作「試論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一開頭就說：
我國近代有關書法理論的著作，自以包世臣「藝舟雙楫」為巨擘。包氏書撰刊於清道光末年，約四十年後，則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出，掩脅千古，獨標赤幟，在書法界造成了極大的震撼。王壯為先生曾說他們這兩部書，「對於清中葉以後，尤其是近代書法風氣，影響之大，無與倫比；直至現在，凡對書法稍能觀賞的人，偶有議論，必不能離開他們兩家的說法。」這個論斷，固然毫不誇張，可是，我們更以為：這兩本書之重要，不只在書法界，它們在思想史上也有極特殊的意義和地位。
這樣一部稿子，以翁同龢的風雅好古，憐才愛民，就常情而論，必無不知，必無不設法借來一讀之理，但他的日記及同時人的記載，均無線索可尋。倘謂翁同龢晚年刪改日記，有盡掩與康有為交遊之跡，則康有為方引翁以自重，自編年譜中，緣無不記？不記則終無其事。
因此，翁同龢與康有為在光緒十五年前以前並無關係；甚至翁對康的印象不佳，亦可由從無往還這一點上，推斷而知。
翁同龢第一次見到康有為的著作，是在光緒二十年。康有為於前一年在廣東應鄉試，中式第八名；翌年二月與其高弟梁啟超同入京會試，是科會試四總裁為李鴻藻、徐郙、汪鳴鑾、楊頤，發榜則張謇高中，旋得狀元；康有為師弟雙雙見黜。五月六日康有為傷足南歸；其前四日，翁同龢日記：
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
翁同龢對「新學偽經考」的讀後感如此，但據康有為自敘，當他因此書為余聯沅所劾時，救他的是翁同龢，自編年譜云：
七月，給事中余晉珊劾吾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沈子培、盛伯熙、黃仲弢、文芸閣有電與徐學使琪營救；張季直走請於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為也。
照康所言，則梁啟超之於師門，為功不細，且似很有辦法。其實不然。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光緒二十年下記：
是年七月南海先生的新學偽經考為余晉珊、安維峻等參劾，那時候先生在京，多方奔走，結果祗是奉兩廣總督諭令自行焚燬。
所謂「多方奔走」者何？據梁譜中所見，則如康有為所說的沈曾植（子培）、盛昱（伯熙）、黃紹箕（仲弢）、文廷式（芸閣）等人，梁啟超是否都認識，尚成問題，因為甲午那年，梁只二十二歲，且未成進士；無論行輩科名，與這班翰苑前輩，還不夠資格往還。據年譜記載：「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來往最多的一年。」夏穗卿名曾佑，杭州人，光緒十六年會元，以彼此所居甚近而熟稔。梁啟超營救康有為，主要的是託夏曾佑，年譜中記其致夏曾佑函云：
昨日嘉興致花農一電，今日小湘鄉致合肥一電，惟聞花農監臨，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當耳。前僕已面託通州君，若相見時，可再託之，但得常熟允致電，其電語或由本人自定，或僕處代擬亦可耳。
「嘉興」指沈曾植；「花農」即廣東學政徐琪，亦杭州人，為翁同龢門生；「小湘鄉」指曾廣鑾，即「重伯」，曾紀鴻之子；「合肥」指兩廣總督李瀚章；「通州君」謂張審。
張謇是否為之代求翁同龢去電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張謇之子張孝若所纂其父傳記，於敘師友一章中云：
我父早年對康南海向不融洽，故與梁公啟超，並無深交。
張謇與梁啟超，入民國且在袁世凱死後，始逐漸結成知交；在彼時則誠如梁啟超自己所說，「人微言輕」，無甚作用可言。
張謇並未代翁同龢致電營救，已可肯定。但確有一通電報致廣東學政徐琪，由於一種誤會，使康有為得以解圍。這是一個甚麼樣的誤會，康有為自編年譜，及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皆語焉不詳，且含混其詞，如「傳」載：
電文中，伯羲（盛昱之字）羲字誤作伯翊，徐琪疑為褚伯約之誤，時褚方劾李瀚章，而劾先師之摺，傳係鄉人某，不慊於先師者，賄褚為之，李畏褚，事得緩，令先師自燬「偽經考」板而止。
「譜」中所記，大致亦與「傳」相同，詞氣葛藤，竟不知作何語？細加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