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魯聯軍這一回南下的任務，徹底失敗，褚玉璞由浦口退保徐州；張宗昌久攻合肥不下，退回濟南；畢庶澄自上海逃出後，不敢去見張宗昌，一直躲在青島。
憋了一肚子悶氣的張宗昌，認為最可惡的是畢庶澄，有兩件事壞在他手裡，第一、三月初，張宗昌、孫傳芳在上海發行庫券一千萬元，以江海關二五附稅作抵，令上海各銀行、錢莊、商會攤認；那時上海是在畢庶澄控制之下，加一點壓力，不難勒索；而結果是江蘇各團體紛紛表示反對，而且要求免徵各縣軍糧。
第二件是當南京危急時，張宗昌電令畢庶澄派兵支援，而畢庶澄置之不理。張宗昌認為，這一切都是畢庶澄私通革命軍，準備叛變的證據，非殺他不可。
到了四月裡，張宗昌打電話到徐州，將褚玉璞召至濟南，開口說道：「俺有一件很要緊的事，你能給俺辦一辦嗎？」
「只要督辦有命令，我都能辦。」
「好！」張宗昌說：「畢庶澄這個免崽子，在上海讓富春樓迷昏了，誤了俺的大事，也讓咱們的團體，受害不淺。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裡，俺跟孫馨遠發一千萬庫券，有海關的稅作抵；畢庶澄這個小子只要發個帖子，把上海有勢力的人請了來吃飯，當場叫他們認數目，誰敢不認？不認就拿機關槍掃他個娘的。你想，有了一千萬，咱們甚麼事不好辦？」
褚玉璞覺得他說得太容易了，但無論如何硬逼軟商，一千萬沒有，兩三百萬應該是有的。結果弄得一文不名，畢庶澄多少是有責任的。
「你看，」張宗昌拿一個卷夾，使勁往桌上一摔，「這都是那兔崽子跟蔣介石來往的電報。」他問：「你說，陣前通敵，該當何罪？」
「督辦吩咐吧！」
「你把這免崽子斃了！」
褚王璞不免遲疑。原來他跟畢庶澄以前的交情很深，自關外五站時期開始，便是形影不離的，但自二次直奉戰爭以後，情形不同了，畢庶澄自以為任何條件皆比褚玉璞優越，但地位卻不如褚玉璞；尤其是褚玉璞當上了直隸督軍，畢庶澄心裡最不舒服。此外跟褚玉璞在賭錢、玩女人這兩件事上，也常有摩擦；但無論如何，要叫他下手去殺畢庶澄，實在強人所難。
但他一想到自己，感覺就不同了。他在想，張宗昌知道他跟畢庶澄交情不淺，有意出這麼一個難題給他，極可能就是試試他的忠心；如果設詞推託這個任務，可能畢庶澄未死，他先送命了。
轉念到此，褚玉璞將心一橫，「督辦交代，我一定辦妥當。不過，督辦得給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釋理由：「我可以正式宣佈他的罪狀，讓他死而無怨，別人也知道督辦是整頓紀律。」
「說得不錯。俺馬上給你辦。」
收到了書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隨即打電話到青島，約畢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濟南，有要事面商。畢庶澄答應當晚由膠濟鐵路專車酉去，預計第二天一早可到濟南。
褚玉璞特為親自到車站去迎接，他在濟南有個留守司令部；但接到畢庶澄後，同車到他的私宅。畢庶澄下車到客廳一看，知道事情壞了，因為槍兵環立，還有個軍法官坐在寫字檯後面，彷彿等著記錄口供似的。
「華舫，」褚玉璞說。「我是奉命辦事。」
接著軍法官便宣讀張宗昌的命令，寫得非常詳細，畢庶澄通敵的證據，都刊在上面。畢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發；等到軍法官讀完命令，褚玉璞的乾兒子劉振邦，在畢庶澄腦後開了一槍。
這個自命周公瑾復出的畢庶澄，終於唱了一齣「周瑜歸天」。但雖死於非命，卻有個紅粉知己——富春樓老六特為趕到濟南去為他收屍。
張宗昌連番失利，退守濟南後，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張懷芝的弟弟，當過煙台鎮守使的張懷斌，聯絡在河南失敗的靳雲鶚，以及一班士紳，勸告張宗昌組織山東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張宗昌，脫離安國軍政府，宣佈獨立，保境安民。張宗昌不肯背叛張作霖，事實上亦不敢與奉軍為敵；恰好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以陳調元為山東省主席，張宗昌認為以他跟陳調元的交情，此舉等於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個局勢有利於北方，山東隨時可以回來，陳調元亦必拱手相讓。因此，決定將直魯聯軍撤到直隸，屯紮京奉線的灤東一帶。
張宗昌雖仍是直魯聯軍的統帥，但直隸在名義上是褚玉璞的地盤，所以他不無寄人籬下之感。有一回對褚玉璞說：「俺把山東賠光了，來到你們直隸，俺是在這裡吃『勞金』。」所謂「勞金」是山東商場的術語，作夥計的以勞力換取酬金之意。這雖是牢騷，但亦包含著對褚玉璞不滿的意味在內；因而張、褚之間，逐漸形成矛盾。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奠都南京，兩天以後，日本田中內閣成立。
田中義一出身於日本陸軍最大派系的長州，原為陸軍大將，退役後加入日本最大的政黨政友會。當政友會總裁橫田病歿後，公推田中繼任；但政友會的實權，握在一個與軍部有密切關係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選後，他公然表示：「此後閣下居黨魁之名，我任黨務之實。」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組閣後，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擔任外務省次官，掌握對華外交政策。田中內閣的使命有二：一是謀求金融恐慌的緊急對策；二是改變對華政策。日本的軍閥，一直認為政府的對華政策太軟弱，如要轉變，當然是轉往強硬方面。
於是，在一個多月以後，正當國民革命軍，將直魯聯軍攆回山東，安徽、河南方面著著進展之際，田中派出第十師團兩千人，藉口保僑侵入山東，接著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東京外相官邸，召集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瀋陽總領事吉田茂，以及陸海軍及參謀本部首腦舉行了五次「東方會議」。
此會實際上由森恪一手主持，會中通過了他所提出的四點建議，作為「對華政策綱領」：第一、田中內閣為保護在華利益，不論在中國本部，或滿蒙均應出兵；第二、東三省、內蒙古為日本國防安全線、各該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須確保；第三、東三省本地人的政權，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應予支持；第四、國民政府如變更東北政治組織，日本應不惜滿蒙與中國分離，另行製造傀儡政權。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將此「對華政策綱領」，上奏於繼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時積極展開在中國爭取特殊利益的活動。
十月間，田中派新任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及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到達北京，通過楊宇霆的關係，向張作霖提出包辦「滿蒙新五路」的要求。這五條鐵路是：敦化至圖門江的敦圖路；長春至大連的長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洮南至索倫的洮索路。其中敦圖路對於日本由長春經大連至大阪的航路，有節省三十五小時行程的重大軍事、經濟價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於楊宇霆的全力斡旋，張作霖對於締結「奉日政治經濟同盟」，以及五路地價一千萬日金先付五百萬這兩個條件，已有應允之意。但談到訂立文件卻觸了礁；張作霖識字不多，也會寫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簽署甚麼文件，他會故意發怒，指責對方，明知他不認識字，故意要出他的醜。其實是避免有筆跡流落，成為把柄。這時楊宇霆就會出來轉圜，說一句：「大帥說了算！」事實上是不是說了算呢？他對朋友與部下，確是如此；但對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個人吃小虧，當然會守諾言；但如遇到喪權辱國的事，他就不承認了。話當然是說過的，但只是逼到無法時的緩兵之計；到要他履行承諾時，再由楊宇霆設法來搪塞。
不過山本條太郎，這回著急的倒不是怕張作霖不肯簽約，因為他現在是軍政府的領袖，將來可以由軍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正式文書，張作霖是無法以不識字來推託的；他著急的是，森恪在他所主持的大連會議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計劃，因而決定採取急進的手段。山本條太郎怕功敗垂成，急急趕到東京，說知原委；森恪承諾，暫緩行動，但日本軍部並不知道這件事。
山本條太郎從十一月回到北京後，繼續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國十七年的二月間，條件大致就緒；地價五百萬元，由奉天以興築吉會路最後一段，也就是敦圖路為由，為滿鐵借款五百萬元的方式來支付。
但其時中國的局勢，正在醞釀大的變化，國民革命軍的積極籌劃北伐，張作霖亦金調兵遣將，分頭防禦。同時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郭泰棋，正式發表聲明，不承認向滿鐵借款一事。由於這兩個原因，新五路簽約之事，便擱了下來。
※
日本軍閥，當然不願見國民革命軍順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計劃，便是在革命軍北伐途中，攔腰截斷，當革命軍於四月間在津浦線發動猛攻，直魯聯軍望風而潰時，駐濟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領事藤井，以保僑為名，連電東京增兵，於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師團五千人，指揮官福田彥助奉到的命令，是駐紮青島，是一種示威性質。哪知酒井隆蓄意要製造事端，撥弄福田移兵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