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伯浩，就是蔡乃煌，而蔡乃煌是他侄子的名字——他本名金湘，字雪橋，中了秀才便在家鄉廣州府番禺縣包攬訟事，為人刁惡，又工於刀筆，便成了俗語所說的「惡訟師」。像這樣的人，無不為縣官所痛惡，找到一個他爭妓鬥毆的機會，說他有玷士林，移文「學老師」，申詳學政，革了他的秀才。
秀才見縣官有許多好處，長揖不跪，自稱「晚生」或「生員」；跟百姓上得縣衙門，跪倒磕頭，口口聲聲「大老爺」，榮辱大不相同。最關緊要的是，百姓不像秀才那樣有免於刑責的特權。因此，蔡金湘被革了秀才，便不敢再為人興訟，不然，縣官一怒之下，便可以當堂打他的屁股。
蔡金湘在廣州存身不住，便冒用他侄子蔡乃煌的國子監監生的身分，走京城應北闈鄉試，中了舉人，從此稱為蔡乃煌，而且自己題了個別號：伯浩。
舉人還不能出仕，要做官便得捐班。蔡乃煌捐了個知縣，分發臺灣，為藩司李體乾調為文案委員。不久有甲午之役，割臺求和，臺灣百姓，死不奉詔，於是而有推舉巡撫唐景崧領導抗日之事。唐景崧密電朝廷請餉，朝廷撥准一百萬兩銀子，而戶部先就扣了四成。其餘六十萬兩匯到臺灣藩署，局勢已經很亂，蔡乃煌混水摸魚侵吞了二十幾萬，一溜煙遠走西南，在四川「上兌」，捐了個三品道員。
在四川混了好幾年，二次進京。這時的朝局，已有一番劇變，戊戌以後，袁世凱駸駸大用，榮祿一死，軍機處分為兩派，一派是慶王奕劻；一派是相貌長得跟慈禧太后所出的穆宗極像的瞿鴻禨。袁世凱屬於慶王這一派，而瞿鴻禨一派中，則有慈禧太后庚子年逃難，率師勤王而獲寵信的兩廣總督岑春煊。這兩派如水火之不相容，結果由於瞿鴻禨無意中洩漏了慈禧太后對慶王不滿，有逐他出軍機之意的機密，為御史惲毓鼎參了一本，共計四款罪名，最嚴重的是「陰結外援」和「分佈黨羽」，因而被逐出軍機的反是瞿鴻禨。
對慶、袁來說，這個所謂「丁未政變」，自是意想不到的勝利。但岑春煊的寵信未衰，終究是心腹大患，於是袁世凱犧牲他的親家周馥，將他從兩廣總督的位子上拉了下來，以廣東土匪猖獗，非有威望如岑春煊者不足以鎮懾的理由，說倒了慈禧太后，以岑春煊調補周馥的遺缺。
岑春煊當然瞭解，這是慶王和袁世凱孤立他的手段，自恃恩寵，便上疏辭官，慈禧太后不許，證明慈眷猶深，這個總督還可以做一做。他是廣西人，特簡為兩廣總督，打破了本省人不準做本省地方官的成例，算是異數，亦算衣錦還鄉，所以向北洋新軍借調了五百人，由天津坐海輪，浩浩蕩蕩，直奔上海，預備轉道香港，到廣州就任。
就在到達上海的第二天，接到北京的電報，瞿鴻禨「開缺回籍」，是像翁同龢那樣，淒淒涼涼的下場。這一下，岑春煊知道再不能幹了，電奏請假一個月就醫。這也還有試探之意，如果慈眷已衰，則一定開缺。結果准如所請，保留著兩廣總督的底缺。
在袁世凱看，「斬草不除根，來年春又生」，大是可慮。於是，正到京鑽營的蔡乃煌，獻上一計，畢竟斬斷了岑春煊的根。
這一計移花接木，嫁禍蕭牆。蔡乃煌深知慈禧太后對康有為、梁啟超師弟，深惡痛絕，便弄了張康、梁的合影，與岑春煊的照相合在一起，延請擅於西法攝影的巧手，在暗房裏搞了一番鬼，重新印出來一看，居然是岑春煊與康梁的合影，天衣無縫，局外人再也想不到，岑春煊與康梁根本不曾見過面。
找個機會呈上御案，慈禧太后既驚而怒且悲，傷心得掉了眼淚。於是慶王面奏，照瞿鴻禨的例子，將岑春煊「開缺回籍」。而慈禧太后卻還念著他庚子年勤王保駕的功勞，說是「不必讓他難堪」，降旨：「久病未痊，准其開缺調理。」意思是一俟痊癒，還當復用。
知道內幕的，已可斷定岑春煊失寵，慈禧太后有生之年，決無復起之日，而袁世凱反倒有大用的可能。果然，兩個月以後，他當了軍機大臣，同時拜命入值樞廷的，還有湖廣總督張之洞。
張之洞不但當了軍機大臣，還當了協辦大學士。入閣便算拜相，稱謂叫做「中堂」，形諸文字便是「相國」。但入閣而不值軍機，有名無實，尊而不重亦不親，唯有兩者得兼，才是所謂「真宰相」，張之洞便興頭得不得了。
他本來是看不起袁世凱的，此時由於袁世凱刻意交歡，所以大改常態。他以扶持風雅自命，所到之處，必作文酒之會，居然亦延袁世凱作座上客。其時盛行詩鐘，張之洞最好此道，而蔡乃煌亦是此中好手，以他的性格，當然是藉此結交大老，所以每會必到。
會中「敲鐘」，每次都由張之洞做「大主考」，有一次出題：「蛟、斷」四唱。蔡乃煌做的一聯是「斬虎除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心同。」就表面看，上聯是用周處除三害的典故，下聯用的是唐初名相房玄齡、杜如晦的故事，其實是有所指的。虎和蛟是指岑春煊和瞿鴻禨：而房杜用來恭維袁世凱和張之洞。隸事精切，而又善頌善禱，張之洞擊節稱賞，袁世凱亦大為高興。
於是為了酬庸蔡乃煌，袁世凱將他放了出去當「蘇松太道」。這是一個有名的肥缺，蘇州、太倉、松江三地，本為東南膏腴之地的精華。洪楊以後，松江府屬的上海，兼管海關，更是日進斗金的無上優差。因此，蘇松太道亦稱上海道。
袁世凱放他這個缺，固然是為酬謝他照片上綰合岑春煊與康梁，文字上綰合張之洞與袁世凱自己的功勞。但也有責成他監視岑春煊的使命在內。蔡乃煌當然知道，所以在上海常找岑春煊的麻煩。光緒三十四年，慈禧太后與德宗同時駕崩，國有大喪，八音遏密，而岑春煊不廢遊宴，因而蔡乃煌寫了一封信勸他：「身在江湖，心依魏闕，必效陶公之運甓，宜歸謝傅之圍棋。況國恤方新，人言可畏！」
這是上海人所說的，存心「觸霉頭」，岑春煊氣得不得了，然而無可奈何。蔡乃煌則因內有袁世凱作靠山，外有袁世凱的親家，兩江總督端方的支持，十分跋扈，不拿頂頭上司江蘇巡撫陳啟泰放在眼裏。陳啟泰自然氣憤不平，在公事上常找蔡乃煌的毛病。蔡亦不服，竟在信上醜詆陳啟泰抽大煙、好賭：「橫一榻之烏煙，叉八圈之麻雀。」
陳啟泰大怒，專摺嚴參蔡乃煌。向來督撫參司道，無有不準的，即使被參的人，簡在帝心，別蒙恩眷，亦無非奏摺「留中」，落個無結果而已。而陳啟泰的奏摺，竟發交兩江總督端方查辦，這是軍機上有意袒護蔡乃煌，給陳啟泰難堪。他氣上加氣，竟致一命嗚呼。
然而，蔡乃煌的上海道亦幹不長久。主要的原因是，兩宮賓天，溥儀入繼。隆裕太后及攝政王載灃，還有那班「載」字輩和「溥」字輩的近支親貴，要為光緒報戊戌政變袁世凱告密之仇。雖然袁世凱性命得以保住，但放歸洹上，使得蔡乃煌失去了靠山，因而落職。
當時親貴中最有勢力的，已非孤立的慶王奕劻，而是宣宗的胞弟，咸同兩朝稱為「老五太爺」的惠親王綿愉的長孫，鎮國公載澤，人稱澤公。他是手握財權的度支部尚書，袁世凱的死對頭盛宣懷，跟他有極深的關係。而岑春煊因為政治上的門戶異同，跟盛宣懷算是一起的。這時看袁世凱被逐，蔡乃煌的冰山已倒，便預備攻掉他以解心頭之恨。而盛宣懷當然也討厭蔡乃煌，常在一起商量，心願相同，卻苦無下手的機會。
到了宣統二年秋天，上海突然發生「橡皮風潮」。有個洋人創設橡皮股票公司，大登廣告，說在南洋有多少橡膠園，橡膠的用途如何之廣，買了這個公司的股票，如何可以坐享巨利。於是想發財的人，借了錢去買他的股票。不久，洋人離滬他去，杳如黃鶴，打電報到南洋一查所說的橡膠園，根本是子虛烏有之事。這一下，印刷得異常精美的橡膠股票，成了一文不值的廢紙，商鋪住戶受害的不計其數，連帶錢莊亦受了影響，為客戶牽累，周轉不靈，因而倒閉的有數十家之多。
為了穩定市面，蔡乃煌密電兩江總督張人駿，請他出面，奏請朝廷，撥款救濟，以恤商艱。這是極冠冕堂皇的一件好事，卻不知蔡乃煌是為自己打算，弄些不值錢的股票，騙了一大筆公款。事為盛宣懷所知，便狠狠告了一狀。澤公大怒，蔡乃煌亦就此丟了紗帽。
但是袁世凱復起，蔡乃煌卻並未再得意，因為袁世凱的知人之明是最瞭解小人之心。蔡乃煌在上海道任內的行事，為他所卑視，覺得能不用最好不用。這樣一直到了這年四月底，忽然發表明令：派蔡乃煌充江蘇、江西、廣東禁煙特派員。這個人選，大出乎主張禁煙最力，而且實際上在負禁煙全責的梁士詒的意料。
梁士詒從光緒三十一年由印度回國後，就極力提倡禁煙。光緒三十三年與英國所訂的禁煙條約，以及宣統三年的續約，都由他一手所促成。到民國二年為止，中國已有十省停止運入來自印度，為癮君子稱為「紅土」的鴉片煙。這樣的成績，連英國亦表示佩服。等到梁士詒當了稅務督辦，更可用寓禁於征的手段，貫徹他的理想，預計在民國五年，條約屆滿之日，可以肅清全國煙毒。
這年四月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