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還是回到紫玉山莊的那個下午。
「如果在80年代，我絕沒可能跟你坐在這裡喝茶聊天。」她端起茶杯，太燙，又放下，「外頭一定全是人，出都出不去。」
那是真正的「劉曉慶時代」。為了讓年輕的記者迅速了解自己當年的輝煌，劉曉慶往往願意在採訪中曆數若干個「第一個」：主演內地第一部武打片，第一個和港台導演合作的內地女演員，第一屆春晚的第一個女主持人……她回憶當年的受歡迎程度，說：「每次一知道又要跟我出去，我的手下馬上把皮鞋換成布鞋，不然肯定被踩爛。」
光憑演藝成就，絕不足以讓劉曉慶獨領風騷。雖然她的緋聞和明星派頭一樣引人矚目，但劉曉慶之所以成為一個時代象徵，來自她在個人表達上的爭議性。現在回想起來，這簡直是一次誤打誤撞的偶像製造。
1983年，劉曉慶拍完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成為家喻戶曉的女明星。同時，作為一名離異單身女性，她和已婚男演員陳國軍的緋聞傳得沸沸揚揚，令她感到委屈和難堪。出於「辯誣」的願望，她在《文匯》月刊上發表了三萬多字的自傳《我的路》，不僅剖析了私人感情生活，更不乏「我是中國最好的女演員」這樣的言論。文章被形容為「一顆氫彈」，引起軒然大波。
多年以後，作者和菜頭對此記憶猶新：「我很奇怪，她為什麼沒有被當時報紙上的板磚拍死，因為她的有些話在當時確屬大逆不道。」
「我特別超前，和當時的時代是格格不入的。用他們的話說，離經叛道。」劉曉慶回憶說，「《我的路》裡面徹頭徹尾地宣揚個人主義。毛澤東說，中國要為世界革命做貢獻。我說，中國如果要為世界革命做貢獻，每一個人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以後，中國才可以對世界革命做貢獻。」
劉曉慶只是一個女演員，但「劉曉慶」這個形象則不受控制地在80年代的時代氛圍下應運而生。80年代初，正是中國社會思想尋求大突圍的時期。當時，和劉曉慶齊名的另外一個女性偶像是張海迪，另外一個得到廣泛關注的社會話題則是《中國青年》雜誌發起的「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大討論。基於自我的需要，劉曉慶寫了《我的路》。
在今天看來，它不啻一個雪球，還捲起了新的風暴，滾成了一個更大的球。有人如此評價：「解放後的中國，只有兩個典型：一個是雷鋒，集體主義的典型；一個是劉曉慶，個人主義的典型。」
當時，劉曉慶出訪香港，和潘虹一起上節目。劉曉慶衣著鮮艷侃侃而談，潘虹則素凈且保持沉默，不時抬眼看她。對於正在經歷中英談判的香港民眾而言，潘的形象無疑更符合他們對內地的想像，而劉則令他們感到新鮮。這樣的畫面，就連亦舒也忍不住嘖嘖稱奇：「在共產主義底下，伊人尚能如此突出個人作風及性格，真正了不起。」
新影聯總經理高軍在那個年代入行，並且和劉潘二人都有交情。他解釋說：「劉曉慶的性格有這一代中國女性共性的東西。五六十歲的這代女性，或多或少受到『文革』氛圍的洗禮，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叛逆的東西挺多的。那種叛逆是文化的叛逆，在男人面前很強勢，不太會溫柔，控制欲比較強，這都是受『文革』的影響。」
「當然，她身上也有個性的東西。」他又說，「像潘虹，她個性裡面圓潤的東西比較多，她善於把稜角包裹在柔軟的外殼裡面。曉慶稜角的東西多，她也根本不包裹。她是只有一張臉的人。包括她一些不被大家所理解的舉動，比如寫《我的路》，就是因為她敢於表露心聲，不太在乎外界的評價。」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劉曉慶成了一個在自我上有突破的標誌性人物。一直到今天，這種離經叛道的勝利仍然讓她揚揚得意。到了後來，《我的路》乾脆成了她絕佳的名片，而且保送她從後毛澤東時代進入了下一個波譎雲詭的商業消費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