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話題好像有點過時了。這部電影貌似已經以票房成績一般和冒犯觀眾載入華語電影史冊。
但我還是願意說說它。原因很簡單，經典原本並不趨時。
當然，這部電影並不好懂。
沒有完整的人物關係介紹，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一帶而過，跳躍性的剪輯，還有雖然少但比起《最好的時光》已經多得不行的台詞……這種觀影體驗好比做一道沒有正確答案的完形填空題。
觀眾們很快失去耐心。他們或睡著，或走人。認真點兒的會看完，然後深感情感投射落空的憤怒：侯孝賢，我今日敬你，但你竟然這麼不把我當回事。
因為採訪過侯孝賢，而且寫了幾篇文章，甚至有粉絲會跑來質問我：電影怎麼能這麼拍！
這個問題叫人哭笑不得，電影又不是我拍的，冒犯你們的也不是我啊。
但是，因為和侯孝賢深聊過，也前後刷過三遍《刺客聶隱娘》，我想說說我對這部電影的理解。我喜歡它，但就像陳丹青說凡·高，你要問我哪裡好，我就只能跳樓。
1、魏博就是台灣
這是一部挑戰觀眾的電影。之所以這麼說，因為它像中國傳統文人畫一樣，洗鍊勁道，有大量留白。這留白是需要觀眾參與的。這就是說，你要有「解題」的興緻、能力和耐心，缺一不可。
這不是一件舒適的事情，會叫花錢買票圖樂的觀眾不爽。
這種留白和開放性並不新鮮。早在20世紀50年代的義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和德國表現主義電影里就呈現過。侯孝賢繼承了巴贊、戈達爾、特呂弗、安東尼奧尼的衣缽。
這就是侯孝賢的電影觀。在數十年後，他仍然致力把電影當作一種自我表達的藝術手段，而非取悅大眾的神器。
我對侯孝賢有敬意和信任。這是我願意自己花錢進三遍電影院的原因。他不會隨隨便便拍一個神經質、瞎胡鬧的東西出來。
這種敬意和信任大約出自《悲情城市》。《悲情城市》來自1989年，講的是1946年的「二二八事件」。
1989年，這是個耐人尋味的時間點，正是台灣島內「解嚴」，蔣經國去世一年之時。這就是說，一俟獲得表達的機會，導演就要用電影來紀念和解讀這個海島的歷史隱痛。「二二八」是一樁屠殺、血案和公案，是台灣最不願意被觸碰的記憶。但是侯孝賢，唯獨他有種把它拍出來。
我一直記得，在電影的最後，梁朝偉和妻子兒女站在空蕩蕩的車站月台上，最後一輛列車已經開走，他們知道，自己的後半生已經無處可去，將永遠困在這個海島上。梁是個啞巴，更是暗喻了知識分子不能表達的困境。
這是個偉大的鏡頭，既是對過去發生的歷史的凝視，也是對即將發生的歷史的預言。
在歷史上，台灣歷經荷蘭、日本的殖民統治和清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治理，隱隱然總有這麼一腔子孤憤和棄兒心態：你們都不要我，都對我不好，那我跟你們拼了吧。這種來自山地民族的烈性（瞧瞧《賽德克巴萊》的血腥），混搭民國軍事貴族的幽怨，二者融合，成就了今日台灣又柔糯又剛烈的脾性。這一點，你端看他們甜膩的民謠、安詳的街市、全武行的民意代表會議就知道了。
這是一個曾經被遺棄，但是不斷在探索自己文化認同的地方。80年代，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這批新浪潮導演，用電影探索了這種文化認同的可能性，找到了一個島嶼的文化自信。
說回《刺客聶隱娘》——我不確定，也未跟侯孝賢本人求證過——但我相信，晚唐末年，那個在戰與和的暗涌之間搖擺的藩鎮，魏博，它可能正是台灣命運和處境的象徵。
這好比反服貿，到底要因為經濟和現實生存的原因，與大陸協同發展，還是擔心被邊緣化的歷史重演，因此寧可保持一種奇崛的獨立姿態？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也不敢妄言，因此不論在現實中，還是在電影里，都是一番晨昏不明、左右逢源的景象。
這雖然是我的猜測，但也不是亂猜。
當年，朱天文曾經說過，她從來就沒打算做藝術家，她想要做「士」，也就是知識分子，因為「士」才能整體性地影響一個社會的文化、經濟和歷史，而不是安於一室之歡。
侯孝賢也是對政治保持興趣的人。他跟我說，他也有「士」的追求。當年，他曾經在台北街頭因為政見不同，跟計程車司機扭打作一團。
2、四個青鸞
當然，更表面一些來看，《刺客聶隱娘》是一部深沉的女性電影。侯孝賢喜歡拍女性，後期的作品更全部是女性題材。他說，男性剛強女性烈。
全片一共有四個女性角色：嘉誠公主（和親那位）、嘉信公主（道姑）、聶隱娘、田元氏（就是周韻）。這四個女人，用一個意象貫穿全片，那就是青鸞。
開篇，導演就讓衣著華麗的嘉誠公主在牡丹花叢里撫琴自道：王得一青鸞，三年不鳴，妃子建議，聽說青鸞這種鳥啊，只要看見同類就會叫，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置鏡，結果青鸞悲鳴，終日奮舞而絕。
它死了。一個人，沒有同類。這四個女人都是這種人。孤獨。
嘉誠公主，一個人孤零零從長安嫁到魏博。她性子剛烈，出發的時候嫌棄送親的車子不好，受了怠慢，就不肯走，直到皇帝給換了金根車才滿意。她終身的使命，就是不讓魏博跨過河洛一步。她事人，從儒家，相信人際關係的溝通和博弈可以穩定局面，達到目的。
嘉信公主的背景性情並未多做介紹。她也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住在山裡。不過，她在應付阮經天扮演的侍衛時說，我事天，不事鬼。所謂事天，即從墨家，主張殺一獨夫可以救萬千人。
田元氏看起來是個很鎮定，也很有辦法的女人。她心狠手辣，行事大膽。她可以在君主事先警告的情形下，仍然毫不猶豫地做出安排，謀殺懷孕的妃子。甚至，君主的父親都有可能是她殺掉的。但君主也奈何她不得，只能揮劍砸了爐子了事。
她有她的勢力和代言。當年，她的父親是叛變中央政府投奔魏博的刺史，為了她父親手下一萬多人的軍隊，田季安的父親做出安排，讓她嫁給自己的兒子。這是一段政治婚姻，但原本嘉誠公主安排的未婚妻聶隱娘，就被犧牲掉了。
因為田元氏的家族背景，她主戰，事鬼。若魏博歸順朝廷，她和她的家族就不過是亂臣賊子的後代，有滅頂之災。
不過，這個強勢的女人也是孤獨的。她和嘉誠公主，一個主戰，一個主和，都是孤獨的執行者，承擔巨大的、有危險的使命。但，這些政治主張都來自她們的血統和出身，而不是她們自己的選擇。
聶隱娘是魏博貴族的後代。她的媽媽是魏博君主的姑媽，當年嘉誠公主和親，就是她帶隊迎接。她的爸爸雖然憨人一個，但也是得到寵信的軍事重臣。
隱娘和很多貴族女子一樣，有一個被安排的人生。她被各種人、各種勢力安排。和她的名字一樣，她原本是個「不存在」的人。
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她被嘉誠公主安排嫁給義子田季安。並不是因為他們般配相愛，而是公主信任隱娘的媽媽，認為和這股力量結盟更能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
再大一些之後，因為嘉誠公主計畫落空，她被嘉信公主安排上山學藝，做個刺客。她是道姑的兇器，而一個兇器，是沒有思想、沒有自我的。
但偏偏聶隱娘有。在四個被安排、被繼承、被選擇的女人裡面，她們一樣孤獨，沒有同類，但聶隱娘是唯一一個選擇了自己命運的人。她最後歸隱山林，這是道家出世的選擇。她沒和親，沒做刺客，也沒殺田元氏派的女刺客，她付出代價，不惜背叛師門，也要做她自己。
朱天文說，這就是聶隱娘的現代性。侯孝賢載譽歸來，馬英九在台北辦歡迎宴會，侯孝賢發表演講，當頭第一句就說，所謂現代性，就是無論什麼情況下都不能殺人。
《刺客聶隱娘》的鏡頭語言，也一直在呈現和電影的道家價值觀一致的東西：利落、極簡、豐富卻毫不啰唆的縱深景別。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電影中呈現的大自然的景象。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電影裡面每個敘事段落，都是用大自然的空鏡頭來銜接的。隱娘要和女殺手對峙，畫面開端就是兩片慢慢靠近、最終合為一體的雲。等雲到。
這些大自然的畫面像傅抱石的水墨畫，優美含蓄。同樣拍大自然，侯孝賢的自然觀可能跟張藝謀的大紅大綠，以及陳凱歌的蒼茫黃土地完全不同。這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審美情趣。
另外，既然《刺客聶隱娘》有個武俠的殼子，自然也要關注它的武打場面。
當然了，它的動作戲不是《卧虎藏龍》那種好看。因為刺客和俠客有本質的不同，簡直天壤之別。
俠之大者，當李慕白出手的時候，他不只是要展示武功，更要顯示武學尊嚴和宗師氣派。總之，他要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