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和侯孝賢面對面，試圖和他聊聊閱讀經驗，這種努力多半會是失敗的。這倒不是因為他不讀書。恰恰相反，從侯孝賢的工作室書架到他的枕頭邊，從來滿滿的全是書。
不過，侯導號稱「只有三秒鐘」的記憶力，哪怕他昨天晚上還在讀的書，他也不記得名字，也不記得作者。
於是，這樣的談話就很像是一個猜謎遊戲。
他讀《沈從文自傳》。這是稍微了解侯孝賢電影的人都知道的段子。20世紀80年代初，侯孝賢當了好多年的編劇和副導演，剛剛開始拍自己的作品。楊德昌從美國回台灣島內，碼農轉行當導演。二人在一位相熟的剪接師工作室里相遇，一見如故。侯孝賢在剪《風櫃來的人》，楊德昌在剪《海灘的一天》。楊德昌把威爾第的《四季》介紹給他，當作一段少年海邊嬉鬧戲的配樂。朱天文把《沈從文自傳》介紹給他，他看了鄉人行刑的一段描寫，茅塞頓開。那是一種極其冷靜和開闊的視角，猶如一個全景的長鏡頭。
從此，侯孝賢獲得了電影創作的文學自覺性。
侯孝賢讀大量的翻譯小說。他最近正在讀的枕邊書是冰島小說家古博格·柏格森的《天鵝之翼》。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因為偷窺而被送到鄉下的農場工作。對於海邊來的女孩來說，農村生活並非田園牧歌，它意味著陌生、神秘和孤獨。這是一部講述少女的生存困境的小說，侯孝賢也曾經參考這本書來理解少女時代的聶隱娘。和冰島女孩類似，少女窈七也曾經在幼時面臨過成長環境的巨大變化，如此巨變留下的性格創傷，類似阿斯伯格綜合征 患者。從這個人物設置出發，再加上難以還原唐人的語言方式，直接導致舒淇在《聶隱娘》里只有九句台詞。
《天鵝之翼》是米蘭·昆德拉最喜歡的冰島小說。昆德拉也是侯孝賢最喜歡的作家之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為了告別的聚會》《生活在別處》，這都是侯孝賢年輕時候一看再看的小說。昆德拉早年作品的主題之一，便是劇變的集權體制下知識分子的選擇。他的作品主題，也是侯孝賢青年時代正在經歷的人生主題。20世紀80年代，一待台灣管制鬆動，報禁得以解除，他就拍出了審視歷史的《悲情城市》。在過去白色恐怖的六七十年代，這都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侯孝賢不只看小說。純文學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表達，他也對文學的縱深有興趣。他喜歡卡爾維諾的《千年文學備忘錄》。在這本書里，義大利作家提出，一位真正重要的作家還需具備某種「未來意識」。他說，所謂深度，其實都是隱藏在表面的。
在《刺客聶隱娘》里，隱隱能夠看到這種「未來意識」對侯孝賢的影響。在安史之亂後的唐末亂世里，道姑認為殺人可以解決現實的政治問題，所謂「殺一獨夫，可以救千萬人」，這是墨家刺客的觀點。嘉誠公主被派去和藩，她認為殺人不能解決問題，而合縱博弈則是更好的方案，這是儒家的觀點。當聶隱娘被道姑派遣到嘉誠公主的世界，從墨家進入儒家，最後她卻選擇了道家的出路：一走了之，浪跡天涯。
《刺客聶隱娘》獲獎之後，侯孝賢回到台灣島內，接受嘉獎。他反覆強調的一件事情是：聶隱娘的現代性。所謂現代性，他說，就是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夠殺人。另一方面，他到了68歲的年紀，恐怕對於入世這件事也再無興緻。入世充滿妥協，畢竟他三四十歲都沒妥協過，何苦六十幾歲再來妥協？所以，聶隱娘就是侯孝賢，侯孝賢就是聶隱娘，不在性別，也不在經歷，而在他們選擇的和時代相處的方式：我改變不了這個世界，也不想被這個世界改變，於是我選擇獨善其身。
這樣的人必定是孤獨的。侯孝賢未見得打一開始就能接受這孤獨。2007年，他在一次講座里說，自己還有虛榮心。時至2015年，他68歲，對於戛納獲獎這種事，他的反應極其平淡。在他看來，影史百年，真正懂得電影的又有幾個？
孤獨者自有其小小堅持。這是他在自己作品裡埋下的密碼，唯有懂得的人可以懂得，相視一笑，彼此洞悉。這一次，侯孝賢的密碼是給米蘭·昆德拉的。他說，他的理想觀眾是昆德拉。因為，早年間昆德拉寫過一篇小文叫作《電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全球化、商業化的時代，作者電影已死。眼下，他用《刺客聶隱娘》跟昆德拉打招呼：它沒死，硬硬地還在。
侯孝賢真是個硬骨頭。他一把年紀，還是不死心。他喜歡阿西莫夫的那個說法，一個作家的歸宿就應該是寫著寫著倒下來，鼻子戳到打字機的鍵盤上，戳出最後一個字母。他想，一個導演的歸宿就是「拍拍拍拍拍，最後頭一勾，死在片場」。
侯孝賢是個知識分子。至於《刺客聶隱娘》，它自有金錢丈量不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