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曉宇：聶隱娘在電影里的小名叫窈七，這是原著里沒有的。《咖啡時光》的女主角是一青窈，這裡頭有什麼聯繫嗎？
侯孝賢：為什麼叫窈七，我也忘了。但聶隱娘這個名字也蠻特別的，聶就是三隻耳朵，隱娘就是隱藏的姑娘，她又是一個刺客，很有意思。
一開始的設想就是從聲音開始。她在樹上，眼睛閉著，一直聽，聽所有聲音的變化。人聲漸少，她的判斷是正確的。她突然睜開眼睛，唰一下就下來，直接趨前，殺了大僚，如殺飛鳥般容易。
不過，舒淇恐高，一到樹上就尖叫，後來我就放棄了，改成在大僚家的樑上。
雷曉宇：第三次和舒淇合作，能感受到她身上的變化嗎？
侯孝賢：我最近在看成瀨巳喜男的電影介紹手冊，裡面提到他和高峰秀子、田中絹代的合作，還有小津安二郎和原節子。日本導演和女演員之間的合作非常動人，經常就是一輩子的。
她還是那個樣子，但比以前更穩。《千禧曼波》的時候還會有一種調皮，一種氣，砸椅子什麼的，或者有比較天真的東西出來。在日本拍的時候，我叫她把臉去貼雪地，看起來比較清純。
《刺客聶隱娘》的時候已經很穩了，年紀到了。雖然她的樣子還是很年輕，沒怎麼變，但她已經快40歲了。雖然還是有以前的痕迹在，但以她現在的狀態，也不可能叫她拍以前的東西。
上次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我跟她一起參加一個活動。一到現場，我看到她立刻被各種熟人圍著，誰都認識她，誰都喜歡她。我就很放心。平時她回台灣，我們會吃個飯，有事的時候才會聯絡，也不談心事，我也不會問。不過，就算相距很遙遠也不會改變我對她的態度，謠言也不會。
雷曉宇：和舒淇會一直合作下去嗎？
侯孝賢：我想還有大概兩部可以拍。她也不小了，後面總還是要結婚的。我女兒和她同歲，都有兩個小孩了。
雷曉宇：好像到了後期，你更願意拍女性。
侯孝賢：我喜歡胡蘭成的一句話——男性剛強女性烈。我天生就能看到她們身上的這種東西。
有時候，是先有了那個演員，再有那個劇本的。比如《悲情城市》裡面的辛樹芬，我最早用她是在《戀戀風塵》。有一次在西門町的萬國戲院門口看見她，哇，沒看過氣質那麼好的女孩子。我一直忍著，猶豫要不要去跟她要個聯絡方式。我一直跟著她，從路橋下去，走到中華街那邊。後來忍不住還是跑過去了，把身份證給她看。
她聽過我的名字，就留了電話。當時她是念商職的高三女生，還沒畢業。後來我拍《戀戀風塵》就約她，她的家世非常傳統，是那種日據時代過來的家庭，拍完她就要嫁到美國去了。
片子拍完，她還是去了美國，但已經有變化了。對她來說，一畢業就拍了這部片子，雖然什麼都沒有，但我們很認真地在拍。（到了《悲情城市》）她也不必演什麼，因為她的氣質就是這樣，還是跟梁朝偉演對手戲——這對少女還是會有種波動吧。
她最後還是決定回來。車子到了機場，男方的姐姐也一直追到機場，又把她勸回去了，最後還是跟那個男的結了婚，生了幾個孩子，應該蠻幸福的吧。這種女孩就是這樣，一旦決定，再無挽回。
她在《悲情城市》的角色原本是給伊能靜演的，但伊能靜那時候要去香港找她那個男朋友。後來，舒淇在《千禧曼波》里去日本找她男朋友，這段戲也是從伊能靜來的。
雷曉宇：你從來沒考慮過去好萊塢看看嗎？
侯孝賢：以前有人找過我，但我不可能。
好萊塢根本是另外一個系統。他們的電影夠大，所有的資金都是從銀行來的，所以銀行要掌控，要有一個完工保險的契約，就跟貸款一樣。比如說，你要拍50個工作天，每一天你要拍多少，都是寫好的。如果這個你漏掉了，他不會再讓你拍的，拍完以後再找人補就好了。銀行的人會來盯著你，不能違規。明明一天要拍完，拍了兩天，就不行。
那誰去拍呀？我腦子壞了嗎？根本不需要。我在這裡隨便找一些錢，拍什麼都自由。
雷曉宇：這幾年看過哪些印象深刻的電影？
侯孝賢：我現在很少看電影。看了就忍不住要說，一說可能就會影響別人。前一陣看了《布達佩斯大飯店》，還不錯，黑色幽默，而且它的畫面一會兒寬銀幕一會兒窄，很像漫畫。
雷曉宇：這次拍武俠拍爽了嗎？下一部會是什麼？
侯孝賢：還沒有。畢竟打鬥的部分還很簡單。下一部可能還想拍武俠，有部古代小說叫《任氏傳》，講一個狐狸精報恩的故事，女主角很有趣。
但也有可能拍一個現代題材。謝海盟在弄一個劇本，已經好幾年了。台北市以前都是農田，為了灌溉，修了很多溝渠。後來城市化的時候，就在溝渠上面修了街道，但是溝渠還在地下流。現在有些街道的名字，就是從那些溝渠來的。比如舒蘭街，它地下流的就是舒蘭河。在這個背景下面，也許可以講很多城市的變遷。 我還沒有想好，但有可能做成《神隱少女》那種感覺的東西。
雷曉宇：你的電影很多人看不懂，票房和觀眾，這對你是個困擾嗎？你懷疑過自己嗎？
侯孝賢：怎麼可能？那是我唯一的。作者只要紙和筆就可以了，但電影更加複雜，需要資金，所以比較慢。但我從來沒放棄過，因為我什麼狀況都可以拍。我有班底，而且現在是數位（即數碼）時代，用數字手段照樣可以做到某種效果。我對電影和人永遠有興趣，你看到某種人、某種事，你會有這種心情，想把它做出來，留給人家。
雷曉宇：昆德拉說電影已死，他的意思可能是說作者電影已死。你怎麼看作者電影的處境和未來？
侯孝賢：好萊塢太強大了，不只是台灣（地區），全世界的作者電影都在萎縮。現在確實不是一個好的時機，有願望的年輕人只能練習和等待。
我在學校也教年輕人怎麼拍，怎麼勘景。現在是數位時代，你拿小小的攝像機也可以拍啊，甚至手機也可以。西門町白天是一個樣子，晚上又完全不同，你拿著攝像機和手機，上一輛計程車，就那麼拍，根本不會有人理你。不是非要一群人布一堆燈在那裡，才叫作拍電影。
2000年的時候，我提過一個千禧計畫。《千禧曼波》原本的名字叫《薔薇的名字》，它是整個千禧計畫的第一部。當時我希望做這個事情，幫助年輕導演找到錢，每年拍6部新片，全部關於台北的城市生活，形成一個系列。以後，這個計畫還可以推廣到香港（地區）和東南亞，甚至全世界。但後來錢出了問題，投資商一聽說是年輕導演，就沒人願意投了。
雷曉宇：做了半輩子電影，現在還有什麼困惑嗎？
侯孝賢：不是困惑，是不平。我現在恨不得變成一個神去告訴相關部門，對年輕人的影像教育應該是怎樣的。我說，你們太小看影像了，它是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接觸的，是寶藏。
上次去「總統府」 ，我提議說，我們的小朋友在成長階段，是不是可以從小學開始影像教育，哪怕一個月看一部片子，一學期哪怕看三部，影響多大啊。就給他們直觀地去感受，以後拍不拍電影是另外一回事。
我去法國拍《紅氣球的旅行》的時候，需要一幅有紅氣球的畫，就問美術館有沒有。他們果然有，不大，小小的一幅。我叫劇組去找，看看有沒有老師能帶小朋友來參觀。一個老師就帶著一群小朋友來了，他問畫裡面是什麼，哇，每個小朋友講的都不一樣。
我就想，我們台灣（地區）的小朋友絕對不會這樣，他們絕對不會這麼活潑，也不會這麼發問。你知道嗎，我的外孫女一個三歲，一個五歲，現在在我家過暑假。她們的口頭禪是「It''s mine」。她們從小在LA（洛杉磯）長大，是不能打小孩的，又經常去一些政府辦的免費活動。他們多重視小孩的教育，那就是我們的未來。
後來，我把法國C影視資助金的負責人找來，跟當局的人演講，跟台北電影文化中心的人討論。我問，你們一年的預算是多少？法國人一算，是5億多新台幣。台灣呢，3000萬新台幣。差別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