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的台北，天氣濕熱，中山區。
這家撞球館有些年頭了。燈光昏暗，牆壁斑駁，客人稀稀拉拉。老闆坐在收銀台裡面，說，這是祖產，1972年就開張了，一直到現在。自從有了電腦遊戲，生意大不如前，但還好，總有小鬼會來玩。
老闆站起來，慢悠悠地到處溜達。房間里回蕩著張惠妹的歌聲，都是老歌。牆上掛著穿著暴露的女郎海報，也都是老照片。有一張《美國鼠幫》的黑白電影海報，站在中間的是歌王法蘭克·辛納屈。別看他油頭粉面的樣子，就在撞球館開業的那一年，他還拍了科波拉的《教父》，鹹魚翻身。
也是在那一年，有個叫侯孝賢的臭小子從台北藝專畢業，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台北街頭推銷電子計算器。他遞名片，別人丟掉，他就再從地上撿起來。他酷愛打撞球，高中的時候在南部老家的撞球館跟人打架，一氣之下砸了陸軍士官學校的大門，留下案底。不過，他也很久沒玩了。自從來到台北，他希望過另外一種生活。
誰知道，這位當年的廟口混混，幾十年後成了「台灣之光」。
老闆認得侯孝賢，他來了。他很樸素，穿著白球鞋、牛仔褲，戴著白色鴨舌帽。他不帶什麼隨從，也沒什麼架子，跟人握手會略微欠身。不過，導演自有他的威嚴。工作人員很怕他，趁他坐在沙發上上粉底，商量要怎麼勸他換上名牌西裝去拍照——別說名牌西裝了，連上粉底都堪稱創舉，因為他從來沒有這麼做過。他們甚至私下討論，想安排他上一次《康熙來了》，好宣傳《刺客聶隱娘》，可是商量了很久，沒人敢跟導演開口。
看得出來，侯孝賢是個心軟的人。他不喜歡通俗之物，但也懂得人情世故。他不喜歡在攝影師打好的燈下面擺拍，他不喜歡任何擺拍。不過，女孩央求他說：導演，我們專門從北京過來的……他一面擺手，說，還是不要拍了吧，一面掐滅了煙頭，還是跟著女孩去了。
十幾分鐘後，拍完回來，他立刻點了一支煙，跟我抱怨：「你知道嗎，馬爾克斯有部小說，寫有個人抱來一隻雞，他就指著這隻雞跟別人說，你們不要一直看它，不然它會死掉。對嘛，我又不是雞——這是哪部小說？我記性不好，想不起來了。」
「是《沒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吧。」
「啊，對。」他立刻笑了，一臉刀削斧鑿的線條笑開了花。
被人懂得還是有樂趣的。
但我得老實向他承認，《刺客聶隱娘》我並沒看懂。臨行之前，我在電影公司的會議室里和幾個記者一起看了點映場。我知道它講了一個不能殺人的殺手的故事，也認得出舒淇、張震和周韻，畫面又極美，猶如傅抱石的國畫，但敘事交代不充分，剪輯跳躍，確實影響我進入電影。
看《刺客聶隱娘》的感覺，猶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題。
他也老實承認說，在後期剪輯室里，他確實沒怎麼在乎講故事這件事。他甚至沒有照原來的劇本剪片，以至於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後相當不滿意。很多交代劇情的段落因為鏡頭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畫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捨棄掉了。
「中間就是會跳躍，因為省略掉了。」他說，「跳躍對我來說沒什麼，我的影像不是拍訊息，我是拍一個情境而已，所以我的剪法也跟別人不一樣。」
侯孝賢在用《刺客聶隱娘》圓夢。它比侯孝賢以往的任何一部電影都還要「任性」，因為到了68歲的年紀，中間又有好幾年沒有拍電影，他決心要不惜代價，做一件追求極致的事情。
「我已經太老了。拍這部片已經六十幾歲，時間、機會也沒太多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堅持自己要的。」
他最想拍武俠。小時候，跟著哥哥看遍了金庸、還珠樓主、諸葛青雲和平江不肖生。年輕的時候，他想要拍上官鼎的武俠小說，但又過了很多年之後，才知道上官鼎不是一個人，是姓劉的三兄弟，其中一個還曾擔任過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他也想過拍藤澤周平的武俠小說，迷戀日本武士道的節奏和氛圍，「就像沙子進了眼睛要閉，蒼蠅飛到皮膚上要拍」，既真實，又有一種本能。
1998年，在拍完《海上花》之後，他開始看《資治通鑒》，計畫去新疆勘景，為《刺客聶隱娘》做準備。編劇謝海盟在《行雲紀》里回憶說，那時候，他感覺《海上花》已經把自己標誌性的長鏡頭美學發揮到了極致——這部電影全片只有39個鏡頭——他需要尋求其他的突破和樂趣。
不過，侯孝賢深受二戰後法國新浪潮、德國新電影和義大利寫實主義的影響。他是真實的信徒，追求用燈光、底片和鏡頭還原一個盡量接近真實的世界。在他看來，「模仿出來的真實和真正的真實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獨立存在」。而武俠世界裡，俠客的打鬥則有超現實的意味，如何和他的個人風格協調起來，這個問題一時之間難以解決，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擱置了下來。不過，十幾年後，我們可以看到，侯孝賢仍然盡量避免在《刺客聶隱娘》里吊威亞。全片只有一兩處鏡頭使用了這種反重力的誇張手法，力求真實可信。
侯孝賢已經走得非常遠了，他甚至有對真實的潔癖。
為了還原真實的唐朝風貌，從1998年起心，到2012年《刺客聶隱娘》開拍，光是研究各種相關史料，做案頭準備，侯孝賢就斷斷續續花了14年。他坐在小小的雜物間里，抽著煙，慢慢給我講聶隱娘故事發生前20年的藩鎮歷史、王朝更迭和人物來歷，一講就是半個鐘頭。人喜歡談論自己真正喜歡和花過時間的東西。
對於道具、布景和外景的要求自不必提。在《刺客聶隱娘》里，為了追求真實的分量感，有一頂婢女用的華蓋真的是用鐵做的，重達30公斤，演員只能勉力強撐。拍《海上花》的時候，從大陸運了大量古董傢具到台灣。李嘉欣用的煙桿就是真正的清末古董。她嫌臟，放到開水裡去煮，結果開拍的時候把煙桿上的皮子都燙壞了。
最狠的一招是用底片rehearsal（排戲）。為了追求真實，侯孝賢從不排戲，讓演員直接上來演。演員往往一開頭都沒法進入狀態，他就一遍一遍地來。《海上花》的時候，他的拍攝方式是從第一場戲開始拍，拍一整天。第二天再拍第二場戲，也是拍一整天，依此類推。等都拍完之後，他再回頭來從第一場戲開始拍，反覆打磨。演員通常到第三遍才能進入角色，舉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
演員愛演侯孝賢的戲。他們的表演不會被打斷，能夠享受舞台劇一般的連貫，卻又不必在意舞台上嚴格的走位。通常，侯孝賢會給演員講解一個情境，由演員自由發揮，在規定的台詞講完之後也不關機，看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演員的反應很有趣。《海上花》里，扮演沈曉紅的日本演員羽田美智子不習慣這種方式，往往在台詞講完之後就不知道該幹什麼，等著導演喊cut。
朱麗葉·比諾什演《紅氣球的旅行》的時候，當她開門走進一個房間，其實燈、攝影機和收音麥已經全都暗暗布置好了，她只需體會單親媽媽的角色，做這樣一個女人回家之後自然會做的事情。拍完之後，朱麗葉跟侯孝賢感嘆說，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面，心想這下壞了，誰知道裡面有沒有東西，結果打開一看，裡面各種飲料還真的都備好了。
周韻在《刺客聶隱娘》里扮演張震的原配。有一場戲，張震大怒，砸了東西，提著劍氣沖沖地走了，留下周韻、三個兒子和僕人站在殿中。這時候，侯孝賢還是沒關機。周韻的反應很鎮定，跟三個兒子說，都起來，又命令僕人說，去收拾。
「她演得多好。」侯孝賢笑了，有點得意，「她也是個媽媽，平時就是這樣處理事情的。她是溫州人，講規矩，懂世故，分強弱。姜文怕她怕得咧，看得出來。」
這是相當昂貴的真實。已經沒有人這麼拍電影了。算下來，《刺客聶隱娘》用掉了44萬尺膠片，創下他個人的新紀錄。以前，《南國再見，南國》是20萬尺，《海上花》是23萬尺，而早年台灣中影給他的膠片指標是12000尺。
按照影評人焦雄屏的統計，近年來，台灣電影的單片成本一般在2000萬~3000萬新台幣（約400萬~550萬人民幣），若有8000萬左右新台幣（約2000萬人民幣）的投資，已算天價。而《刺客聶隱娘》的成本是9000萬人民幣。
侯孝賢自己也說：「後期從膠片轉數字的時候，我算過，光是這筆費用，已經有4000多萬新台幣，已經夠我拍一部簡單的電影了。」
如果非要說侯孝賢為《刺客聶隱娘》做了什麼妥協，那就是不逞能和託大，理性地引入多家投資商，分擔風險。「他們沒什麼風險，我也沒什麼風險。」他說，「而且電影里有明星，又是武俠題材，他們覺得應該還可以。你說不好看嗎，也還OK。」
這是侯孝賢在68歲時候的選擇：花了這麼多錢，又始終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不在作品上做任何的市場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