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葉老師再一次會面，在約定的那天下午。
早到二十分鐘，在社區樓房後面的花園裡等待。坐在紫藤花架下。不是花期，只有暖煦的陽光從棚頂灑落下來，照得人昏昏欲睡。小區里安靜，沒有什麼聲音。有人在打麻將，麻雀偶爾發出幾聲鳴叫。日常生活波瀾不驚。
想著那一對樓上的老人，經歷過時代一波波變遷和衝擊，互相陪伴，相濡以沫。如今白頭到老，歲月靜好。她何嘗不是一個幸運的女人。
敲開門，葉老師出現。她休息了一天，很有精神。坐下來，我泡了她事先準備好的茶葉。
上次曾提過想看看她以前的照片，她已認真準備。分享老照片是很難得的機會。我說，昨天蔣大姐說，你有一張特別漂亮的結婚照片。她微微一笑，沒有續上這句話，只是接著往下說：「這些年彩照出來得很快，拍的機會也多，但以前拍照不太普遍。一般是要離開一個地方，或是朋友之間有活動，很多人在一起時才拍。洗出來的照片也很小。」
她在一堆照片中解說了幾張。
「這是一九五六年的全國音樂舞蹈匯演。上海機床廠在工業部是比較出名的，因此要推選一個人參加。工會知道我會彈琴，讓我去。我的演出得了一等獎。又被推薦到機械工業部演出，被評為上海市演出獎。
「這張是在部隊文工團的照片。那時抗美援朝，衣服是文工團的連衫裙。」
她說，只有在進部隊之後，彈琴停了好幾年。做的是宣傳美術工作，而且參軍不可能帶著古琴。從成都回上海工作後，她去打聽琴社的事情，找到師兄姚炳炎，老師也都是原來認識的。跟他們聯繫，開始恢複練琴，參加活動。
之後，平時都會去琴社，除非禮拜天要加班。後來到包頭，要回去上海，每次經過北京轉車，也問問北京的情況。常去一些老琴人的家。所以對於古琴，也可以說並未中斷。肯定會忘記一些曲譜，但很多年輕時學的東西，記得比較深，基礎還是在的。
照片中年輕的她面容清秀，氣質乾淨。卻想起桐含談起她的一句話：「她的經歷也很顛簸流離，其實一直被時代的潮流撥弄。經常莫名其妙就走到另外一條路上。首先肯定是考慮生存，很多時候這是最大最基本的問題。」
她拿出一張黑白小照片，是她的父親。一個道士裝束的男子，留著鬍鬚。這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在溫州。他是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過去的第一年，在溫州過世的。那時她父親年紀大了，平素喜歡到清靜的地方走走。父親對她影響很深。
「我的家庭簡單。七八歲時母親去世，她才三十幾歲。兄弟姊妹三個，哥哥在上海，弟弟在溫州。小的時候幾乎一直都在逃難。當時在溫州還有叔叔一大家子。開始我們想出來，父親沒有路費，就跟他的姑媽，我叫姑婆，借了二十一塊錢。
「他說帶你出來就是靠姑婆借的二十一塊錢，以後有錢要還給她。
「剛到上海時住在亭子間。後來父親找到工作，租了一個後樓，就是樓梯上去，客廳後面的一個小房間。空間也非常狹小，沒有燈，但比閣樓要好一點。住了大概一兩年，又搬到亭子間。
「父親是中學文化程度，會打打字，英文也認識一些。在上海是普通職員，在房地產公司收過房租，有時候去哪個公司打打字。找工作很難，也不穩定。公司一旦經營不好，他就失業。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平時喜歡聽民族音樂，買了一個舊留聲機，經常放《陽關三疊》等琴曲。我慢慢被潛移默化。十三四歲開始學琴，後來一邊學琴一邊教琴，有了一點車馬費的收入，也算可以把家維持起來。」
只要一打仗，父親就沒有工作，她的書也無法讀完整。剛剛付了兩個月學費，打仗了，就又要離開。生活很辛苦，無盡顛簸。
她記得日本人打進來的時候，自己還在外面教人彈琴。一天到晚拉警報，後來都習慣了，等警報停了以後就走。到了晚上，電燈用布罩起來，玻璃窗用紙貼上，怕空襲暴露目標。
後來房子被日本人炸掉，他們逃回溫州，又逃到鄉下。有一次在溫州市裡，走到半路快到山坡時聽到拉警報，她趕快躲在邊上，看到日本的飛機丟炸彈。「我在石頭後面，看得很清楚，一枚炸彈在前面掉下來，然後就爆炸了。」
後來日本投降，美國人進來，上海也是烏煙瘴氣。
她說，即便有戰爭和動亂，但那個時代，藝術氛圍仍離人的生活比較近。學樂器或者是學畫畫，從事跟藝術有關的事情，比較平常。很多人會這麼想，會這麼做。不像現在，藝術好像是跟大部分人沒有關係的事情。很多人不去想，也沒什麼人想真正從事。
「古琴很難，學古琴的還是少。但不管怎樣，我自己學琴是非常努力的。想著一定要學好。
「以前在上海，接觸的一些人經濟條件算是好的。家裡總掛著一張琴，不一定會彈，但顯示自己尊重和熱愛中國傳統。父親當時有兩個醫生朋友，很注重琴棋書畫，在意文化氛圍。他們都已五十多歲了，知道我會彈琴，提出跟我學。
「我教一個彈了《陽關三疊》，後來還一起合奏，感覺很好。另一個家裡也有琴，我也教。用的也是比較傳統的教法，沒有琴譜，就是靠腦子記。
「學生里還有一個男孩跟我年齡差不多。他的父親是上海幫派的，有一些名氣，叫徐朗西。當時他讀高中，我一個禮拜去教一次，大概這樣過了一年多。他彈得很好，後來也參加今虞琴社。在社裡經過指點，更是進一步提高。後來聽姚炳炎說，他在文革中跳樓自殺了。因為父親是幫派頭子。」
她說自己年輕的時候，能夠畫畫、彈琴、教人彈琴，也曾經想過以後年齡大了，就把教琴、教畫當成工作。當時這種想法跟父親講過，父親說，婦女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不能依靠別人。他經常講這類的觀點。
但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嚮往。
後來世事的變化誰能預料和知曉。
我問她，認識的老師和朋友，或者年齡大了，或者離開了，或者是發生變故走了，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她照舊繞開了我的問題，只是提起往事。
「以前李明德老師過得很辛苦。他在公司裡面工作，薪水沒有多少，住的房間很一般。他到我家教琴，我沒有什麼其他東西招待他，就請他吃一碗餛飩。他死得太早了。突然之間腦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