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內分八目，內容單一，系考據、辨證筆記，多為涉獵群書時隨手記錄的零星材料，故文字簡短，有的條目只有寥寥數語。其考證的範圍相當廣泛，上自遠古，下迄漢魏，包括人物、文籍、地理、典禮、音樂、服飾、器名、物名等類。
細加分析可以發現，其中不少條目追根溯源，能從前代文獻中找到材料的來源或出處。如「殷三仁」出自《論語》，「仲尼四友」出自《孔叢子》，「周代蒿宮」出自《大戴禮記》，「帝王九錫」出自《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幹將莫邪事」出自《吳越春秋》、《越絕書》，「周穆王八駿」出自《穆天子傳》，「犬四尺為獒」出自《爾雅》等等。於此可窺見其嗜書博學之一斑。
還有一些考辨，於古籍無征，或許是作者採錄的傳聞。其中有些尚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為後代學者所重視。如漢代大臣曹參的字，《史記》不曾提及，《史記索引》、《史記集解》均引《博物志》「曹參字敬伯」一說；「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之說，則為後魏賈思勰采入《齊民要術》；「文王四友」，犬名「盧」、「䧿」，以及方言「蓬塊」等，也都為後代的辭書編纂提供了釋義依據和書證。
當然，考辨亦不免有疏誤失當之處。如《典籍考》論鄭玄注《毛詩》稱「箋」，是為了表示對毛公的敬意，就顯得牽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毛詩正義提要》引此說後評述道：「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張華見多識廣，博則博矣，然考據之學非其所長，此類疏誤似也不必苛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