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有四個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個就是范蠡。他是楚國人，原名范伯，以越國大夫文種的引薦，事越王勾踐為臣，奉計然為師——計然本姓辛，字文子，先世為晉國的望族。他是個重視自然環境的經濟學家，著有「內經」及「萬物錄」，都已失傳。他的學說的精義，在於掌握產銷的供求關係，認為年歲豐歉，物產多寡，是有週期性的，在不利的客觀因素未曾出現之前，要利用現有的有利因素，預謀克服，所以亢旱的時候要造船，而雨水多的年分要造車，以便待時而賈，可獲重利。在貿易理論上，切戒停滯，主張薄利多賣。他認為物產的價值判斷，不在於本質，在於需求，所謂「富出如糞土，窮取如珠玉」，就是乘高拋售，逢低吸進。貨殖之道，固盡於是。而裕民生，修戰備，亦可適用這些原則。
計然曾因范蠡的引介，謁見越王勾踐，語不投機，退而經商，從事吳、楚、越三國之間的貿易。其後勾踐復請受教，計然獻七策，其內容就是「越絕書」中所載的「內經九術」，大要不外乎一方面設法導致吳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訓，「以承其敝」。於是到了周元王四年——也就是距今兩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踐終得報仇雪恥，滅掉吳國。
越王勾踐是個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人。滅吳稱霸，竟殺文種。范蠡早就看出情勢不妙，暗暗作了準備，然後上書告退，勾踐果然不允。於是范蠡攜帶珍寶珠玉，與他的家人門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北上。相傳西施是跟著范蠡一起走的。
到了齊國，范蠡改變姓名，自稱為「鴟夷子皮」——一鴟夷是用牛皮或馬皮做的酒囊，用得著時，虛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著時，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況，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說，吳王夫差賜屬縷劍，命伍子胥自殺，用鴟夷盛了他的遺體，投之於江，所以范蠡自稱鴟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齊國，范蠡最初大概是在如今山東半島的沿海一帶，經營鹽業，父子門客，一起操作，極其辛勞艱苦。但不久就發了大財，而且頗有賢能的名聲，因而齊人想請他當宰相。范蠡對政治早已失去興趣，志在逃世避禍，所以封還相印，出其私財，遣散門客宗族，另外覓地隱居。
這一次遷居，是循陸路，由東而西，且行且問，迤邐而至如今魯西與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定陶是堯的故土，「陶唐」之陶，就是此地。春秋時屬於曹國，周敬王三十三年，宋國滅曹，不久又歸入齊國的版圖。這個地方稱為「四達之衝」，在春秋時最為多事，會盟征伐，幾乎年年都有，膽小的人視此為危邦，決不敢住，而范蠡別具隻眼，以為「此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貿易有無的絕好地點。於是在此定居，改姓為朱，本地人稱他為「朱公」，別地方的人，冠以地名，稱他為「陶朱公」。
自「鴟夷子皮」變為「陶朱公」，是他由工農轉為商人的一個明顯的區劃。陶朱公在定陶經商，除了他的獨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幹以外，還有兩個極其有利的因素：一個是環境，一個是時機。
先說環境。春秋時期，以商立國，著稱於世的，首推鄭國，疆士在如今河南的中部，密邇周朝東遷以後的京城洛陽，地當衝要，交通方便，所以商業極盛。有名的愛國商人弦高，就是鄭國人。但在陶朱公那個時代，鄭國已經衰落，這時貿易最發達的地區是在齊國。
齊國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來以捕魚為生，佐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東臨淄一帶，地近海邊，因勢利導，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興漁鹽之利，這樣齊國才逐漸變成大國。
及至周室東遷，十二諸侯，稱霸者五。五霸的領袖為齊桓公，而造成齊國為當時的頭等強國的，則不能不歸功於齊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國第一個「重商主義」者，首先提出經濟與國力的發展成正比例的理論，所謂「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所以他的施政方針，即是以政治的力量，發展經濟，以經濟的力量，推動政治。同時，管仲也是提倡各國間進行貿易的先驅者，訂定了許多「吸引外資」的優惠辦法，譬如，下令為諸侯的商賈設招待所，按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車貨的，供給膳宿，有三車貨的，代為照料車馬，有五車貨以上的，派專人為其服務。又所謂「女閭」——官妓的制度，亦為管仲所創始，其作用之一，就是為了給各國貿易商一個方便。
因此，「天下之商賈，歸齊者如流水」，而齊國的保護商業政策，也形成了傳統。陶朱公在這個傳統之下，才有大展宏圖的可能。此是環境上的有利因素。
其次談時機，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紀一樣，是國際關係由簡單躍向複雜的轉變期，這種關係，不外戰爭與外交兩方面。就歷史來看，春秋以前的戰爭，規模很小，甚至有如兒戲，當時的原則是「遠交近攻」，疆土相當於如今一兩個縣分的小國，根本沒有能力從事於遠征。但到了春秋末期，小國兼併為大國，情況就不同了，遠距離的戰爭不斷發生，這時就產生了軍需運輸的問題，如果中途有人供應，可免轉輸之煩，何樂不為？在那個時期，通貨發行數量，突然大增。幣值很高的黃金，充斥市面，就是為了適應大規模軍需採辦的需求而出現的一種情勢。
在外交上，本來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報聘，到五霸出現，以「共尊王室」的名義，作維持均勢的談判，於是「會盟」之風大熾。這好比近代在「維持國際和平」的名義之下，召開國際裁軍會議，或者調處某一地區的糾紛，是一樣的道理。這種「實力談判」性的「會盟」，經常舉行，各國諸侯、大夫，旅行的機會加多，為了採辦訪聘的禮物，或者帶回一些「紀念品」，甚至也附帶「跑跑單幫」，這些都是促進國際貿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個深諳政治藝術，並且對心理學有很高造詣的人，當然會緊緊抓住這個有利的時機。
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諸侯四通」的定陶所經營的商業，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過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樣，無所不包。他在離開越國時曾說：「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所以陶朱公的經營商業，是有理論指導的。
照史書上斷簡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用了計然的三點指導原則，第一，就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道理，以遠大的眼光，觀察市場的趨勢，繼以雄厚的資本和魄力，大量購人，待時而賈。其次，他只「逐什一之利」，相當於一份稅金。現在我們到觀光飯店去吃飯，帳單上加一成服務費，而百元一客的牛排，老闆可賺多少，外人無從計算。由此看來，「什一之利」確是薄利。
最後，也是陶朱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充分發揮了計然的經濟學說中，最深刻的一個「流」字。計然曾說：貨物務求其脫手，不要居奇，免得吃利息——「務完物，無息幣」，「貨勿留，無敢居貴」。又說：「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所以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都故給了窮朋友，以及遠房的弟兄。
「千金」之「千」的計算單位是什麼？不是「兩」，是「鎰」。一鎰為二十兩，所以「千金」者，是二萬兩黃金。即使當時的度量衡單位比現制要小得多，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了！
「三致千金」則陶朱公一共無條件散出去六萬兩黃金，這不僅是他的慷慨性格使然，更為「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理論的進一層發揮。這六萬兩黃金不是周濟親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雖有親友自楚國和越國來投奔，在數量上不致太多。同時他經營著龐大的商業，安插的人甚多，各人自食其力，不致凍餒，無須陶朱公的周濟，由此可見，這六萬兩黃金，是他送與親友自立事業的資本。
這樣一面投資再投資，一方面擴大消費，才能加速經濟的繁榮。而在陶朱公，散出去的那許多資本，所設立的事業，自然而然成為他的「子公司」，對「母體」具有保護、協力的作用。就在這種「本固枝榮」的良好狀態之下，陶朱公才能成為當時海內的第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達，在他由楚到越時，估計是在二十歲左右。越王勾踐三年，也就是吳王夫差二年，他已經在勾踐的身邊，自此至周元王四年，越國滅吳，共二十二年，所以，范蠡變姓名為「鴟夷子皮」時，大概是四十二歲。在海濱從事鹽業的時期並不長，假定為八年，則遷居定陶，由「鴟夷子皮」變為「陶朱公」時，大約為五十歲。
那時，他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是他從事鹽業時的主要助手，除知創業維艱，是個守成之子。在定陶，陶朱公又生了一個兒子—一如果說西施確是相從范蠡，扁舟出海，那末這個老么，可能就是西施的兒子。等他成人，大概在陶朱公七十歲以後，他家遭遇了一件大不幸之事。
這大不幸之事，是朱家的老二，在楚國殺了人，被捕下獄。消息傳來，家人親友，大為焦急，自然要設法營救。
「殺人償命，理所當然。」陶朱公說，「不過，有這麼一句話，『千金之子，不死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