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即位之初，國勢已經甚強，連年對外侵略，韓國頗為不安，於是想了一條計策，派遣一個名叫鄭國的水利專家，西入咸陽，建議秦國開一條渠，鑿通徑陽西北的仲山，分引徑水東流，可以灌溉三百多里的農田。
其時呂不韋當秦國的宰相，他一向持吸收各國人才的開放政策，並不因為鄭國是韓國人而忽視了他的計劃。同時他門下的食客甚多，各式各樣的專才都有，把鄭國的計劃研究了以後，認為相當高明，欣然接納，並且要派鄭國主持其事。
開鑿一條幾百里長的渠，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以及好幾年的時間。這樣到了秦始皇九年，因為嫪毐的案子發作，秦始皇加強警戒，才發現鄭國是一個間諜。原來韓國是有意要讓秦國把壯丁投入這個大水利工程之中，則以兵員的缺乏，就可以暫停對外侵略，使韓國獲得一個喘息休養的機會。
於是把鄭國抓了來，自然要置之於死地。在審問的時候，鄭國坦然承認，他是來作間諜的。不過，等這條渠成功，亦是秦國之利，他說：「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
秦始皇接得報告，認為鄭國的話不錯，便下令將他釋放，支持他繼續興工。這條渠完成後，即命名為「鄭國渠」，或簡稱「鄭渠」。
鄭渠的故道，現已淹沒，大概是由陝西涇陽縣西北仲山下，分徑水東流經三原、富平、蒲城等地，注人洛水。這條渠，把四萬多頃的「澤滷之地」化為良田，史記「河渠書」說此四萬多頃的田，「收皆畝一鍾」，一鍾是六斛四斗，百畝為頃，四萬頃為四百萬畝，每畝收票六斛四斗，總計為二千五百六十萬斛。這對秦國的幫助是太大了！「河渠書」說：「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此直接拜鄭國之賜，而間接為韓國的貢獻。在楚漢相爭時，蕭何治關中，得能源源不絕供應軍糧，亦就因為有鄭國渠的緣故——關中只經過短時期的兵災，所破壞的是宮殿苑囿，水利設施，並未受到什麼大損害。
在鄭國渠未開鑿前，關中地區即是當時海內最富庶的農業區。史記「貨殖列傳」就有這樣的記載：「關中自汧開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汧開者沂水，華者華山，這一片沃土，現代稱為「渭河平原」，西起寶雞，東抵潼關，長三百多公里。渭水兩岸的沖積平原，在寶雞附近寬只不過一兩公里，愈東愈寬，一過西安，綠野平疇，一望無際，最寬處達五六十公里，至今為全國著名的麥棉產區。
由於這個平原，在虞舜、夏禹時就為「上田」，所以關中之民「好稼穡，殖五穀」，農業技術亦居於海內的領導地位。任公以土著而出其得自豪傑的巨資，購買田地、奴婢從事農業，自是順理成章之事。但任公能「富數世」，則不儘是地利之功。他的接人待物的基本態度，以及經營事業的原則方法，確有人所難及之處。
任公的成功，在於他能力矯流俗，以德服人。不明瞭當時關中的習俗，不知任公的偉大。按：漢初建都長安以後，為了防備豪族謀反作亂，以及繁榮京畿地區這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雙重目的，下令移民。齊國的貴族田家，包括孟嘗君的子孫在內，以及楚國的貴族，昭、屈、景三姓，包括屈原的親屬在內，還有開國功臣的家族，一起都遷到關中。由於五方雜處，以致風俗不純。因為富翁多，起居飲食，無不講究，養成了極其奢靡的風氣。平民百姓看得眼紅，所以無不孳孳為利，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這一來又養成了勢利的風氣。在這樣不良的社會風氣中，任公有他一套約束親屬奴婢的與眾不同的方法。
他的方法，第一是以身作則。以他的財富身份，很可以像卓王孫那樣，蓋一座大宅，享受清福。但是他親自領導，下田耕作，並不以富驕人。其次是自給自足。他經營的莊園，「範圍極廣，衣食所需，都可以不必外求，而在他的「家約」中也規定，「非田畜所出弗衣食」。第三，同甘共苦。他的奴婢也能飲酒食肉，但有一個條件：「公事不畢」不行！這所謂「公事」是指地方上的公事。
漢朝的基層政治單位為裏，一里百家，十里為亭，十亭為鄉。鄉有多官，稱為「三老」、「嗇夫」、「游徼」。其中「三老」尤為一鄉重望，職掌教化，由朝廷選派當地德行高超，為大眾所信服的人擔任。「嗇夫」掌聽訟、收賦稅，兼理司法與財政。「游徼」則相當於現代的警察，職掌捕治盜賊，維護地方治安。
任公擔任的職務，不是「三老」就是「嗇夫」，而以「嗇夫」的可能性為大。處理地方上的訴訟爭執，挨家挨戶去收賦稅，都要有一批幫手，所以說「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這都規定在他的「家約」裏。他的「家約」不但約束別人，也約束他自己，有這樣的法治精神來管理他的事業，已近乎現代企業經營的法則，其卓然的眼光，真非常人可及。
任公也兼營商業。當時因為物資缺乏，所以一般商貿進貨的原則是，不求質精而求量多，而且進貨成本要低，這樣一遇缺貨的情況，便可獲致暴利。任公則反其道而行之；價錢不怕貴，東西要好，品質的要求，原與購買力成正比例。大亂初平，生活艱苦，食物但求果腹，衣服但求蔽寒，低級成品，自然暢銷一時。但生產制度重新建立，購買力隨農民的所得而增加，廉價的低級品，已不能滿足消費者的慾望，而任公「獨取貴善」的物資，就會變成「搶手貨」了。
從以上所談到的情況不難發現，任公所努力的目標，無非「減低成本，增加生產」八個字。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他所採取的原則和手段是：
第一，一切衣食，都從自己的生產事業中去求得解決，如是則利權不外溢，所得的利潤可以化為資本再投資在自己的事業上，像滾雪球樣越滾越大。
第二，為了要自給自足，不願外求，所以任公的生產事業，範圍必甚廣泛。以食而論，不僅止於種粟，還要種蔬菜果物，養牛養羊，以至開鑿魚池，從事水產。以衣而論，他要種麻種棉。此外必也有自己的農具製造廠，乃至造車的設備。當然，這些生產事業的投資和收穫，是經過細密計算的，如果沒有利潤，他可以用「物物交換」的方式，來獲得生活上的必需品。
第三，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並且形之於文字，共見共聞，彼此信守，那就是他的家約。
第四，也是最要緊的，他以比較開明的態度去經營他的事業，對於奴婢並非以主人的資格，臨之以權威，繼之以鞭撲，去壓搾他們的勞力。他重視他們的福利，尊重他們的人格，予以合理的管教，則奴婢懷德畏威，自我激勵，工作一定非常努力。同時在「家約」的約束之下，一定是團結的，和諧的，合作的。
這一個生產集團，當然可以為閭里的表率。我們還可以想像得到，任公相當重視公共關係，除了他自己擔任公職，為桑梓盡力以外，他的屬下亦都急公好義。建立了地方上的情感，必然就贏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一個厚植根基於大眾的企業，是不會失敗的。任家「富者數世」，正就是任公積善的餘慶。
至於任公的兼業商業，「獨取貴善」，不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作遠程的投資，尤其表現了一個大企業家的眼光和魄力；另一方面也正見得節約以蓄積資金的意義。如果沒有雄厚的資本，則雖有任公的眼光和魄力，亦無濟於事，因為他們需要資金來周轉，等不到善價，就必須脫手。
史記「貨殖列傳」，說任公「富而主上重之」，真可謂「實至名歸」，確確實實是一個最成功，而且最可欽佩的企業家。他的得力在管理奴婢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德化法治，求取整體的進步。另外在山東有個企業家，也得力於奴婢，但他所用的方法，與任公恰好相反，是用權術作「單線領導」。
此人姓刁名間，是齊人。齊魯並稱，而物產民情大不相同。齊與魯大致以泰山為分界。山陽為魯，山陰為齊，齊國當今山東的濱海地區，「史記」稱一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麻桑，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在當時是海內文化水準最高的地區。那裏的風俗，「史記」中的記載是：「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後面這段不敬之詞，千載以後的今天來看，未必盡然，但齊人「足智好議論」，古今如一。
齊人多智謀，在春秋戰國、秦漢之際是出了名的。這也有兩種說法，恭維的說法是齊人多智；而攻擊的說法是「齊人多詐」，不可輕信。多智的故事甚多，最精譬的是「戰國策」中所寫的「齊後破環」。
照史書來研究，這位齊後應該就是「二城復國」的齊襄王的王后，稱為「君王后」。齊襄王的父親是齊湣王，在位第四十年時，為燕、秦，和分晉的韓、趙、魏三家，各出銳師圍攻，聯軍統帥是燕國的名將樂毅，攻入齊國都城臨淄，齊湣王出亡。但此公脾氣不好，到處不受歡迎，結果為楚國趁火打劫，與燕國勾結，取齊淮北之地，齊湣王亦死在楚將淖齒手裏。
齊湣王的兒子法章，一看這情形，只好隱姓埋名，躲了起來。但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個職業，於是投身在宮城太史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