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蘇報封閉，愛國學社解散，一時不便活動；也由於章太炎和鄒容的被捕，被指名通緝的驚弓之鳥，大多遠走高飛。因此，日本增添了許多革命志士。
他們當然都仰望孫逸仙的豐彩。孫逸仙仍舊常住在橫濱；往還的同志雖不多，但東京留學界蓬蓬勃勃的革命思潮，卻仍由孫逸仙所指導。從中作聯繫的是兩位同志，一個叫馮自由，家世儒醫，祖父在咸豐初年，因為與太平天國的關係，為官府搜捕，瘐死廣州府南海縣監獄中；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抱恨終天，遠適異國，在橫濱經商數十年，對革命深抱同情；同時亦最敬服孫逸仙。興中會在日本組織分會，即頗得馮鏡如之力；其時馮自由才十四歲，是最年輕的一個同志。馮家久居山下町，與孫逸仙的寓所不遠；馮自由幾乎每日必到，本乎「有事弟子服其勞」之義，樂效奔走。
另一個叫廖冀朋，是孫逸仙在廣州博濟學院的同學，當時經商橫濱，就住在孫逸仙那裏。廖冀朋為人瀟灑不群，吐屬不凡，而且多才多藝，擅畫能詩，是個漂亮人物，所以朋友很多；他往往一面濡染丹青，一面高談革命，無形中成了孫逸仙的好幫手。
這天正在畫梅花，門鈴大響，廖冀朋住在樓下西屋，便親自去應門；門外是個四十不到的和尚，著一領土黃布的海青，腳下是同樣質料的涼鞋。清癯如鶴，戴一付銀絲腳的眼鏡；一臉的書卷氣。
廖冀朋斷定他不是日本和尚，便用廣東官話問道：「大和尚找那一位？」
「恕罪！」那和尚一手當胸頂禮，一手拿著紙條；眼睛卻望著釘在門上的白木牌，「請教施主，這裡可是孫逸仙先生的住處？」
廖冀朋瞭解他的疑問；孫逸仙為避清朝派駐日本使館人員的耳目，用個日本名字「高野長雄」；白木門牌上寫的是「高野方」。這個和尚必是不知高野長雄就是孫逸仙，所以有此一問。
廖冀朋先不回答，問他的名字：「大和尚上下怎麼稱呼？」
「我是在俗僧，報我俗家的姓名吧！我叫黃宗仰。」
「原來就是烏目山僧，久仰、久仰！」廖冀朋驚喜地說：「請進，請進。」
延客入室，廖冀朋先自我作了介紹；然後引見住在樓上的孫逸仙。彼此雖是初會，但神交已久；宗教的不同，在他們之間不生絲毫隔閡，真所謂一見如故，很快地就像常常見面的一對健談的好朋友那樣，熱烈地在討論國家、社會各方面的大問題了。
使得烏目山僧驚奇的是，他只知道孫逸仙手不釋卷而深於西學；不想對中國的「心性之學」及歷史，亦有深湛的研究。他讚許烏目山僧的入世的態度，談到唐朝的佛寺，與對社會工作的積極貢獻；也談到佛法東來以後，對於宋明理學的影響，同時認為佛教與基督教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中心思想就是他手書懸在壁上、作為座右銘的「博愛」二字。
「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義：『博愛之謂仁。』不過，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提倡博愛，不純用感化的宗教手段；而在必要時該用革命的手段。儒家講究內聖外王，也可以說是亦聖亦王；外王為用，內聖為體，這就是中國道統之所在。」
他那清朗有力的聲音，圓融精深的理論，特具一種能令人衷心接受的說服力；而對具幾分俠氣的烏目山僧來說，這一番話更有極大的衝擊力，他驚喜地發現，眼前這個人就是直接三代以來，至周公孔子而集大成的道統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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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便於親近，烏目山僧就下榻在孫逸仙的寓所，臥室與廖冀朋東西相對；在這裡，他認識了許多朋友，因為仰慕孫逸仙的留日學生，遠從東京來相訪的，亦幾乎無日無之。經常來的有廣東惠陽的廖仲凱夫婦，廣州的胡毅生、朱少穆，興寧的李自重，梅縣的李錫青，廣西的馬君武，湖北的劉成禹、李春城，安徽的程家檉，浙江的葉瀾，以及蘇報主人陳夢坡父女等等，高談闊論的都是救國救民的大計，很少涉及私事。
其中胡毅生原是廖冀朋的朋友，對孫逸仙一見傾倒；私下跟他同行的同鄉伍嘉傑表示，對孫逸仙心悅誠服，此後願聽驅策，湯火不避。回到東京的第二天，就約了一些好朋友，很興奮地談他橫濱之行的經過；在座的七個人無不嚮往，都希望見一見孫逸仙。
於是胡毅生寫信到橫濱；很快地有了回信，孫逸仙決定到東京來一趟，約他們在芝區的對陽館作竟夜之談。
這一談談得非常具體，大家一致的見解是：要從事革命，必須通曉軍事；而清朝駐日使館，禁止私費留學生學習陸軍，這個目的無法達到，是一大憾事。
「我可以想辦法。」孫逸仙說：「只要大家有此決心，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我們願意起誓。」胡毅生說：「立下書面的盟書。」
「好的。」孫逸仙深為嘉許；即席擬定了誓詞。
興中會原有誓詞：「聯盟人某省某縣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鑑察」；現在第一次改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在孫逸仙的構想中，推翻滿清後，新立的國號，應該稱為「中華民國」；至於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不一定要仿照美國的辦法，應該研究出一套更民主、更適合國情的制度。
在胡毅生等人立下盟書的幾天以後，孫逸仙約他們去訪犬養毅——這是一次禮貌的拜訪，因為他們想學習軍事的希望，由於犬養毅的協助，已經可以實現了。
主要的困難是教官。犬養毅介紹了兩個日本軍官，一個是退伍的騎兵少佐小室友次郎，與孫逸仙亦是舊識；另外一個是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此人是現役軍官，在日本軍界的名氣很大，他是研究南非波亞人抗英之戰所用的散兵戰術的專家；同時亦是兵器專家，供職陸軍省的東京兵工廠，曾經發明「日野式自動手槍」。其時孫逸仙亦在研究波亞戰術，左圖右史，孜孜不倦，所以跟日野一談之下，深為契合，設立軍事學校的計劃，亦很順利地產生了。
計劃是由參加的學生，一共十四個人，在日野寓所附近的牛込區，租屋居住，日間各自學習普通學科及日語；夜間由日野及小室教授戰術及兵器學。
開學不久，發覺不妥。因為日野是現役軍人，而且在東京工廠擔任要職，每天晚上跟許多中國青年接觸，不免引起警視廳的懷疑，採取監視態度。這一來對日野的職位，亦有影響；教學更不方便，必須設法改善。
於是日野建議：「學校」遷到青山練兵場附近，因為那裏是日本拱衛京畿的精銳部隊「近衛師團」的操場，可以觀摩各項兵種教練的實況。晚上，輪派學生兩人到日野家去上課，「現販現賣」地轉述給其餘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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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安排革命軍事學校，孫逸仙在東京住了兩個月，一面費心調度，一面研究波亞戰術。但革命的情勢，不容他享受讀書之樂；必得作一次檀島之行，去抑制反動勢力的擴張——檀香山已成了保皇會的天下。
四年以前，康有為先以「衣帶詔」的把戲被拆穿，在日本存身不住，溜到美國；他的大弟子梁啟超二度曾與孫逸仙商請合作，未能成功，預備到檀香山去活動，懇託孫逸仙為他介紹同志。
孫逸仙至誠待人，亦頗欣賞梁啟超的才華，自然不疑有他，寫了好幾封極懇切的信請他的大哥德彰，以及當地有力的僑商和同志，照應梁啟超。
就憑藉了這幾封信，梁啟超在檀香山站住了腳，德彰相待甚厚，自不必言；當地的僑商並且籌集鉅款濟助。而梁啟超在康有為挾制之下，竟在以「驅除韃虜」為職志的革命發源地，組織擁護韃虜的「保皇會」。並且用了極卑劣的手法，欺騙僑胞，說保皇與革命，原來同流，名稱有別，宗旨則一。因而興中會會員受了他的蠱惑，一變而為保皇會會員。
四年功夫，興中會與保皇會勢力的消長，已不成比例；但是，保皇黨卻始終盜竊著革命的名義，梁啟超只能以「保皇其名，革命其實」為號召，還不敢公然否定革命。因此，雖然保皇黨辦有機關報「新中國報」，並且掌握著許多僑團、僑報；而興中會會員不改初衷，堅貞自持的，只有十幾個人，但孫逸仙仍舊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轉變此一不利的形勢。
本來，他想多約幾位同志，一起去奮鬥，只是旅費無著；他本人還是由烏目山僧贈以兩百元，才能成行。所以這純然是孤軍奮戰；在旁人看，他踽踽淳淳由橫濱登上西伯利亞號，渡洋西去，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意味，而孫逸仙本人，卻是意氣發舒，充滿了旺盛的鬥志。
到檀香山那天，正是中國的中秋。九年睽隔，一旦重臨，所接受的「歡迎」是：新中國報一篇對革命黨及孫逸仙個人惡毒的攻擊。
來接船的是兩位同志，一個叫鄭金，廣東新安人，在檀香山海關做過譯員，是孫逸仙的金蘭弟兄；一個叫李昌，是孫逸仙的小同鄉，在檀香山政府當英文通事。他們都是興中會的發起人，也是始終反對保皇會的鐵骨硬漢。
接到旅館，行裝未卸，鄭、李二人便已迫不及待地要發洩所受於保皇黨的悲憤。孫逸仙靜靜地聽完，問起一個人：「蔚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