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出生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本名絳，又名炳麟，字枚叔；是樸學大師俞曲園的得意高足，於學無所不窺，尤為傑出的專長是音韻之學。
由於明朝遺民著作的影響，他有極強烈的民族思想；他最崇拜黃太沖和顧炎武，因而自號太炎。甲午那年，加入了康有為所發起的強學會；隨後到上海參加汪康年所辦的時務報，跟梁啟超同事。一度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延入幕府，因為言論激烈，受人排擠，回到上海仍舊擔任時務報改名的昌言報的主筆。
戊戌政變失敗，維新黨人都在國內存身不住；章太炎避到臺北當記者，以後又應梁啟超的約聘，到橫濱清議報工作——為了反抗滿清，逃避因為「文字賈禍」的通緝，像水鷗一樣，飄來飄去，行蹤不定；在光緒二十七年再度赴日本時，與孫逸仙的交遊，更為密切；往往通宵長談，引古證今，談均田、談建都，所見略同。章太炎精於舊學，但對西洋的思想潮流，不免茫然，所以對孫逸仙在這方面的智識、見解，十分傾倒。
到了下一年春天，章太炎發起在陰曆三月十九，明思宗煤山殉國之日，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在日本的留學生紛紛贊成，公推章太炎起草宣言。他的下筆之快，如有神助，一揮而就；引敘清初有名的遺民志士，勉勵大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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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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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既成，就定在三月十九日在東京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大會，報名赴會的，異常踴躍。在橫濱的孫逸仙，應章太炎之請，列名為「贊成人」；另一贊成人梁啟超，則中途不知因何緣故反悔，寄信給章太炎說：「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清朝駐日公使蔡鈞，得到消息，大起恐慌；當即找到一份宣言書，向日本外務省提出要求，請日本政府禁止開此紀念大會。日本政府接受了要求，由外務省通過內閣，下命令給警視廳總監，解散此會。
於是宣言書中列名發起的十個人，都接到了東京牛込區警察署的通知，邀請赴署面商要事。到了約定的時刻，章太炎長袍馬褂，手搖羽扇，安步當車到神樂坂警察署去赴約；他是深度近視眼，又從來不注意生活細節，出門茫然不辨東西南北是有名的，所以一路以筆談問路問到神樂坂，已經過了約定的時刻；同時應約的人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
問話的是一名會說中國話的巡佐。「你們，」他問：「是清國那一省人？」
「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清國人。」
巡佐對章太炎的答語，大為詫異，也相當困惑，想了一下又問：「你們是士族，還是平民？」
「我們是遺民。」
巡佐大搖其頭，無法再問得下去，便直截了當地宣佈：「諸位在這裡設立支那亡國紀念會，有傷敝國與清國的邦交，本人奉命制止開會。明天精養軒的集會，應該解散。」
十個發起人面面相覷，都覺得爭之無益，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到了第二天，上野精養軒門前，赴會的留學生達數百人之多；但警察密佈，禁止入內，僵持了半天，不得要領，散去了一部份。近午時分，孫逸仙帶了十幾名華僑，由橫濱趕來赴會；問明經過，提議改紀念會為聚餐會，仍舊達到了聚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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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開始，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不斷與蔡鈞發生衝突，先是拒絕咨送吳敬恆率領來日的自費留學生，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接著是活動日本政府驅逐吳敬恆出境；最後竟電請「總理衙門」停派留日學生，免為革命「邪說」所浸染。上海教育界大為憤慨，特地在張園召集「協助留東學生大會」。
這時章太炎已回到上海，與吳敬恆及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會長是個和尚。
這個和尚是個奇人，俗家姓黃，江蘇常熟人，生來穎異，博覽群籍，工於詩文，亦精於釋家的內典。二十歲在江寧清涼寺出家，由金山江天寺的高僧顯諦為他摩頂受戒，取法名叫做宗仰；而他自稱為「烏目山僧」。由於精研佛理，能詩善文，兼工繪事，很快地成了佛門中的「名士」。
其時上海有個印度人叫哈同，因為經營地產而成鉅富；娶的太太是中國人，出身頗為寒微，既富之後，力爭上游，哈同夫人取了一個很典雅的名字，叫做羅迦陵；又在滬西蓋造一座極大的花園，題名「愛儷園」，羅迦陵崇信沙門，在愛儷園中，特設經堂，延請高僧，講授梵典。慕烏目山僧黃宗仰的盛名，奉迎到園，香花供養，不但尊敬，而且信任，幾於言聽計從。
黃宗仰自然不是俗僧，雖然出家，卻抱著入世普渡眾生的熱忱，因而很同情革命。組織中國教育會，啟迪民智，亦是革命的途徑之一；所以對中國教育會極力支持，像羅迦陵募得一筆鉅款，順利開辦，同時順理成章地當了會長。
不久，有名的南洋公學，因為學校當局禁止學生談論時政，發生全體罷學的風潮；退學的外埠學生，流離失所，推舉代表，向教育會求助，也是黃宗仰一力擔承，一方面維持學生的生活，一方面另組學校，名為「愛國學社」，收容失學的南洋學生。所有經費，都由羅迦陵捐助。
教育會的董事，蔡元培、吳敬恆、章太炎、蔣維喬等，都在愛國學社兼任教員，師生之間，商談革命，暢所欲言；其中有個學生名叫鄒容，更為傑出。
鄒容字蔚丹，四川巴縣人，從小有神童之稱；十二歲就讀完了四書五經及史記。他的父親是個富商，望子成龍，希望他應試中舉，在科甲中討個出身，光大門楣。但是，鄒容卻不喜八股文；而且攻擊為朝廷視為正學的程朱之學；他的老師，成都名宿呂翼文，怕惹出禍事，擯出門牆。
其時赴日留學的風氣正盛，鄒容亦奉父命，負笈東渡。光緒三十年春天，留日學生因為俄國進兵滿洲，召開拒俄大會，組織拒俄義勇軍。此舉大犯蔡鈞之忌，要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義勇軍。鄒容年少氣盛，憤無所洩，打聽到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有很不名譽的姦私事件，竟約同友好五人，闖入姚寓，面數其罪，剪下了姚文甫的辮子，掛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的正樑上。這一下自然大快人心，但是鄒容在日本亦存身不住了；與張繼等人回到上海，加入愛國學社，從章太炎問學。
章太炎十分器重鄒容，雖是師生，卻稱之為「小友」。在愛國學社不久，鄒容感於當時多數青年還不脫服從滿清的奴隸根性，因而發憤寫成一本小書，題名「革命軍」，全書兩萬餘言，共分七章；自序中自稱「不文」，申明寫這本書的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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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經年。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為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為以是報我四百兆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其有責我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為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梭、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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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稿殺青，自覺文字太淺，特意送到章太炎那裏，請他潤飾。而章太炎的看法，恰好跟他相反，認為就是淺直通俗得好，要這樣才能感動社會；文字深奧蘊藉，沒有多少人看得懂，又有何用？因而替他寫了—篇序，稱這本書是「義師先聲」。出版以後，章太炎又為他寫書評，推許為「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同時又寫了一則新書介紹，一起在「蘇報」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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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報的主人名叫陳範，字夢坡，原籍湖南衡山，雖是個捐班的縣官，卻是個有血氣的讀書人。他本來在江西當鉛山知縣，因為辦「教案」被革了職；移居上海，正好義和團作亂，深感非啟迪民智，提倡新學，不足以救國，因而接辦了經營不善的蘇報。言論主張，一意配合潮流，先是鼓吹變法，後來又提倡保皇立憲，成為康梁一派；最後與愛國學社合作——愛國學社因為經費不足，與蘇報約定，每天由學社教員撰論說一篇，交蘇報發表；交換倏件是蘇報每月補助學社經費一百元。因此，蘇報在無形中成了愛國學社的機關報，而且，陳夢坡的長女，擅長文學的陳擷芬，又創辦「愛國女校」及「女學報」，鼓吹女權。使得蘇報與愛國學社的關係更為密切，成為指導當時輿論的中心。
在蘇報撰論諸人中，當然以章太炎的文筆最犀利，他的革命宗旨，主張澈底，反對折衷；折衷就是調和，調和就是軟化，軟化就是投降，勢必一事無成。鄒容的「革命軍」所以為他欣賞，正就是「澈底」之故；也因此，不贊成康梁的作風。其時康有為正祭起「衣帶詔」的「法寶」，在海外各地招搖，到處勸人加入保皇